我,墨翟,生于鲁地,长于草莽,一生奔走于列国之间,为的是那"兼爱"二字。世人或以为我痴,或以为我狂,我却只是行我所信,言我所思罢了。
幼时家贫,常与野老为伍,看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却仍不得温饱。彼时我便想,天下之人,何以有贵贱贫富之分?何以有人锦衣玉食,有人衣不蔽体?这疑问在我心中生根发芽,终成参天大树。
少时习儒,读圣贤书,学礼乐之道。然而那些繁文缛节,那些等级森严,总让我心中不适。一日,见儒者厚葬其亲,耗费巨资,而邻人却因缴不起赋税卖儿鬻女。我愤然掷书于地,自此别儒自立。
我创墨家,首倡"兼爱"。世人笑我痴人说梦,问我:"爱自己的亲人尚且不易,如何能兼爱天下人?"我答:"今有人于此,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此心即是兼爱之端。"爱不应有亲疏远近之分,正如天无私覆,地无私载。
我带着弟子们,穿着粗布短衣,踏着草鞋,周游列国。宋国被围,我们连夜赶去,助其守城;楚国攻郑,我们星夜兼程,劝阻战争。世人谓我们"摩顶放踵利天下",我们却只是做了该做之事。
记得在楚国,公输般为楚王造云梯之械,将攻宋国。我闻讯前往,裂裳裹足,十日十夜而至郢都。与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我九距之;公输般之攻械尽,我之守圉有余。楚王问其故,我说:"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楚王乃止。归途大雨,我与弟子宿于破庙,饥肠辘辘,却相视而笑。那笑,是真心。
我反对战争,因我知道一场战争背后,是多少百姓的流离失所。我主张"非攻",不是怯懦,而是看清了战争带来的只有苦难。王公大人们坐在高堂之上,谈论着开疆拓土,却不知疆土之上,流淌的是庶民的血泪。
我也反对奢靡。见惯了贵族们"食前方丈,侍妾数百",而百姓"短褐不完,糟糠不饱",我提出"节用""节葬"。有人诘问我:"子之道,太苦。"我答:"苦?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才是真苦。我们自愿吃苦,是为了天下人不苦。"
我与弟子同甘共苦,住茅屋,吃藜藿,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有人讥我们像囚徒,我们却自觉比那些被欲望囚禁的人自由得多。我们信"天志",认为天欲人相爱相利,不欲人相恶相贼。这天志,不是虚无缥缈的,就在百姓的疾苦中显现。
我曾止楚攻宋,劝鲁阳文君勿攻郑,说齐太王勿伐鲁。不是我有三寸不烂之舌,而是将攻伐的利弊得失清楚算给君王们听。战争耗费巨大,得不偿失;兼爱互利,才是长久之计。有些君王听进去了,有些没有。听进去的,百姓得一时安宁;不听的,兵连祸结,苦的还是黎民。
我也注重守御之术。不是好战,而是知道唯有能战,方能止战。我与弟子研究城守之具,发明了种种防御器械。有人问:"子既非攻,何以精于防守?"我说:"医者精于治疾,非好疾也;吾精于守御,非好战也。"止戈为武,这才是真正的武德。
晚年,我的学说分为三墨,各自传承。看着弟子们或入仕,或隐居,或游说诸侯,我只嘱咐他们:"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言必信,行必果,这才是墨者本色。
如今老矣,回首一生,无甚遗憾。虽未能使天下兼爱,但已播下种子;虽未能尽止干戈,但已救下数城百姓。我的学说或许不如儒家显赫,不如道家玄妙,但那些被战火放过的人家,那些因节俭而存活下来的生命,他们知道墨者的价值。
我死后,无需厚葬,无需哀荣。墨者之道,不在形式,而在践行。若有人记得"兼爱""非攻"四字,并身体力行,便不负我一生奔走呼号之苦。
天下之人,皆天之臣子,本应相爱。这个简单的道理,却要我们用一生去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