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

我，颜真卿，生于大唐开元盛世，字清臣，别号应方，陇西临沂人也。今以七十六载之身回望此生，恍若目睹一方巨砚中的墨迹——初时清润，继而浓烈，终成凝重深沉的墨魄，在历史的宣纸上洇染出不可磨灭的痕迹。

我颜氏一门，世代簪缨，家学渊源。犹记得幼时在长安宅邸，青砖黛瓦间回荡着琅琅书声。伯父颜元孙执我手习字，以荻草为笔，以砖地为纸，教诲曰：“书法非雕虫小技，乃心性之镜鉴。”彼时虽不解其深意，却已在横竖撇捺间感知到某种与天地对话的庄严。父亲早逝，母亲殷氏以柔弱之肩担起教养之责，常在灯下讲述忠孝节义的故事，那些话语如春雨渗入心田，滋养着我日后立身处世的根基。

开元二十二年，我举进士第，踏上仕途。初任礼泉县尉，后迁监察御史。在河西陇右军中，我亲见边塞风沙如何磨砺将士的铠甲，也如何磨砺人的意志。每当巡营归来，于军帐中秉烛临帖，感受笔锋与纸面的对抗，竟与将士们戍守边关的坚韧隐隐相通。书法之道，原不在精巧技法，而在胸中一股浩然之气。

天宝年间，我出任平原太守。时值安禄山权势熏天，朝野皆缄其口，唯我暗中高筑城，深挖壕，募兵储粮。同僚笑我杞人忧天，我却在那一片太平歌声中听到了隐隐雷声。常于深夜独坐书房，临写秦汉碑刻，每一笔都仿佛在积蓄力量。世人只见我书法日渐雄健，岂知那力透纸背的，是何等沉重的忧患？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终爆发。叛军铁蹄踏碎山河，河北诸郡纷纷陷落。我在平原郡首举义旗，与从兄颜杲卿遥相呼应。记得那个朔风凛冽的清晨，我站在城楼上，看“颜”字大旗在烽烟中猎猎作响。杲卿兄死守常山，城破被俘，骂贼不止，舌被割，肢被解，一门三十余口壮烈殉国。消息传来，我挥泪写下《祭侄文稿》，笔锋如刀，悲痛如瀑，墨迹间尽是血泪纵横。那不再是书法，是一个叔叔对侄儿的恸哭，是一个臣子对破碎山河的哀鸣。

乱平后我入朝为官，历刑部尚书、御史大夫。朝堂之上，我始终直言进谏，不避权贵。因忤逆宰相元载，被贬峡州、吉州、抚州。谪迁路上，我遍访名山大川，观摩摩崖石刻。在庐山见前朝遗刻风雨剥蚀却风骨犹存，恍然悟得：书法的真谛不在保全，而在镌刻。于是笔下愈发苍劲，如老松盘石，似铁画银钩。

代宗朝重返长安，主持编纂《韵海镜源》。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我越发确信文字承载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期间所作《颜氏家训碑》，将家国情怀融入训诫，每一笔都凝聚着对后辈的殷切期望。

德宗建中四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叛。朝中奸相卢杞进言：“颜真卿四方所信，派往宣慰，可不劳师定乱。”满朝文武皆知这是借刀杀人之计，陛下竟欣然应允。圣旨下达时，我正于庭院中观棠梨花开。使者惴惴不安，我却含笑接旨。临行前，子弟们跪求致仕避祸，我慨然道：“君命也，将焉避之？”

赴许州途中，百姓夹道泣送。经过洛阳时，留守郑叔则劝我：“公往必不免，宜少留，俟后命。”我答曰：“吾兄子杲卿常山殉国，吾今往许州，正欲全吾门忠烈之气。”至李希烈营中，叛将刀剑环伺，我面不改色宣读诏书。希烈软硬兼施，我皆不为所动。他们在我院中掘土丈余，扬言“坑颜”，我怡然设席，谈笑自若；堆起干柴威胁“焚颜”，我纵身欲跃入火堆，反吓得叛军急忙阻拦。

被囚于龙兴寺期间，我自知必死，反而心境澄明。每日晨起必沐浴更衣，整理冠带，仿佛不是待死的囚徒，而是即将朝天的使者。闲暇时向寺僧乞得笔墨，潜心著述《韵海镜源》末卷。偶得佳纸，亦挥毫作书，字迹愈发磅礴开阔，毫无将死之人的萎靡之气。叛军士卒暗中索字，我皆慨然应允——若能以笔墨感化一二心灵，又何尝不是功德？

贞元元年八月十三日，叛将杜济入院，言“有敕赐死”。我整衣拜阙，从容赴蔡州龙兴寺银杏树下。白绫绕颈之际，我最后仰望长安方向，但见秋空如洗，一片澄澈。七十六年人生在眼前流转：少年苦读的灯烛，边关冷月下的墨砚，祭侄稿上的泪痕，叛军帐中的慷慨……最终都化作笔墨丹青，永镌青史。

今人论我，多言《颜勤礼碑》之雍容，《多宝塔碑》之精严，《祭侄文稿》之悲壮。然我毕生所求，从非书家之名。书法于我，是修身的镜鉴，是谏君的奏疏，是祭侄的恸哭，是殉国的铠甲。每一笔横平竖直，都是对天地良心的叩问；每一处顿挫转折，皆记录着时代的风雷。

若问颜真卿此生为何？不过是以血肉之躯为笔，以沧桑世事为墨，在历史的长卷上，堂堂正正写下一个“人”字。此字虽简，却需以毕生心血书写；此字虽终，然其气韵精神，必将随华夏文明生生不息，永世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