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楚材

湛然居士自叙：从草原鸿儒到社稷柱石

余，耶律楚材，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又号玉泉老人。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契丹皇族之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九世孙也。吾之生也，家国已非，辽祚早亡，契丹故地尽入金源。然先祖荣光，如北辰高悬，始终映照吾之心魂，塑造吾之志节。今垂垂老矣，追忆平生，自草原之穹庐至中原之庙堂，自佛法之禅心至儒术之经世，其间风雨如晦，波澜壮阔，实非一言可尽。谨以笔墨，自述此生行藏，非为沽名，聊以明志，亦为后世存一镜鉴耳。

一、燕赵遗孤：故国斜阳下的书香童年

吾家虽为契丹贵胄，然自辽亡，入仕金朝者数代。祖父耶律德元，曾为金朝荣禄大夫；父亲耶律履，更是金世宗、章宗两朝重臣，官至尚书右丞，博学多闻，以才学著称。父亲年逾花甲方得吾一子，老来得喜，寄望甚深。尝取《左传》“楚材晋用”之典故，为吾命名“楚材”，字“晋卿”，其深意，彼时年幼，未能尽解，待日后风云际会，方知父亲用心之深远，实乃一语成谶。

吾生于燕京，彼时之燕京城，乃大金中都，天下之都会也，繁华似锦，人文荟萃。父亲虽身居高位，却不恋奢华，唯好诗书。吾之启蒙，便始于家中万卷藏书。三岁之际，父亲不幸病逝，母亲杨氏夫人，乃名士杨昙之女，知书达理，性格坚韧。她强忍悲痛，携吾与兄长耶律辨才，移居北京西山之玉泉山，筑室而居，名曰“读书堂”。母亲亲自督课，教吾习儒典，诵孔孟，为吾奠定了坚实的儒学根基。

西山十年，是吾一生中最宁静的时光。每日晨曦微露，便闻松涛阵阵，清泉潺潺，吾便在母亲的督促下，开始诵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母亲教导甚严，一字之错，一句之疏，必令吾反复订正，直至烂熟于心。她常对吾言：“汝乃耶律氏子孙，虽国破家亡，然祖业之精神不可废。读书非为科名，乃为明事理，辨是非，将来若有机缘，当以所学，济世安民。”母亲之言，如晨钟暮鼓，声声入耳，深植吾心。

除儒学外，母亲亦不囿于一家之见，鼓励吾博览群书。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医卜之书，吾皆有涉猎。尤对佛法，吾自幼便心生向往。西山古刹林立，暮鼓晨钟，常萦绕于耳边。十五岁时，吾已博览群书，下笔成文，崭露头角。十六岁，按金制，以父荫补官，入仕金朝，为省掾。虽为微官，然吾兢兢业业，留心政务，观察官场之利弊，社会之民生，于实践中增益见闻。

金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蒙古铁骑南下，兵锋直指中都。金主完颜珣仓皇南迁汴京，留太子守中都。中都城内，人心惶惶，一片末日景象。吾时年二十四岁，目睹国破之危局，心中悲怆。然身为臣子，职责所在，未敢离去，仍坚守岗位，试图为维系残局略尽绵薄之力。次年，中都陷落，火光冲天，昔日繁华，化为焦土。吾于乱兵之中，侥幸得免，匿于民间。

国破家亡，何去何从？彼时，吾心中一片茫然。是随金主南下，继续为金朝效力？然观金朝之腐朽，已如大厦将倾，不可挽回。是隐遁山林，了此残生？然母亲“济世安民”之教诲，又时时在耳边回响。正当吾徘徊无措之际，听闻蒙古大汗成吉思汗，虽以武功著称，却亦求贤若渴，广纳天下英才。思及父亲“楚材晋用”之名，吾心中微动。或许，此乃天意，欲使吾于乱世之中，另寻一条经世济民之路。

二、龙庭逢主：瀚海雄风里的君臣相知

元太祖十年（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攻克中都后，听闻燕京有一契丹皇族后裔，名耶律楚材，博学多才，精通儒学与佛法，遂遣使相召。吾深思熟虑后，决定应召。非为贪图富贵，实乃欲以吾之所学，游说大汗，少杀无辜，拯救生民于水火。

是年，吾与成吉思汗相会于漠北草原之行宫。初见大汗，其貌威严，目光如炬，周身散发着一种震慑天下的英武之气。吾虽为亡国之臣，然神色自若，从容应对。大汗问吾：“汝乃辽室宗亲，金与辽世仇，吾今伐金，汝何不喜反忧？”吾对曰：“吾父祖皆仕金，既为其臣，岂敢以君为仇？”大汗闻之，嘉其忠义，又问吾以治国之道、天下大势。吾援引儒、佛经典，纵论古今兴亡之理，强调“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劝其戒杀爱民，尊孔重儒。

大汗虽未立即采纳吾之全部建议，然对吾之学识与见识，甚为赏识。他对左右言：“此人乃天赐我家，日后军国大事，当与之商议。”遂命吾随侍左右，掌管文书，成为其身边重要的谋士。吾深知，欲改变大汗及蒙古贵族之观念，非一日之功，需循序渐进，待机而动。

此后十余年，吾随成吉思汗大军，西征万里。自蒙古草原，至西域诸国，再至中亚之花剌子模，一路上，黄沙漫天，白骨累累。蒙古军队素以残暴著称，所到之处，往往屠城掠地，生灵涂炭。每遇此等情形，吾必冒死进谏，力劝大汗收敛杀戮。

在西征途中，有一事令吾记忆尤为深刻。某日，大军攻克一城，诸将皆欲屠城，掠夺财物。吾急忙求见大汗，对曰：“大汗将欲统一天下，若只靠杀戮，则天下之民，皆为仇敌，何以长治久安？夫城池之固，在民不在墙；国家之富，在人不在财。杀尽百姓，夺其空城，于大汗何益？不如赦免其民，令其耕种劳作，缴纳赋税，实为长久之计。”大汗沉吟良久，最终采纳了吾之建议，赦免了全城百姓。此事之后，诸将对吾亦多了几分敬畏，而吾亦更加坚定了以言谏止杀戮的决心。

在西征的漫长岁月里，吾不仅是大汗的谋士，亦是其精神上的慰藉者之一。大汗晚年，身体渐衰，且因常年征战，杀戮过多，心中亦时有不安。吾便以佛法之慈悲、因果之理，为其讲解，劝其多行善事，以积功德。大汗虽未完全皈依佛法，然对佛法亦多了几分尊重，杀戮之心，也确实有所收敛。

元太祖二十二年（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在征伐西夏的途中病逝。临终前，他对其子窝阔台言：“耶律楚材，天赐我家之良臣也，智略深远，汝日后当倚重之，军国大事，当与之共谋。”成吉思汗之知遇之恩，吾没齿难忘。他虽为一代天骄，以武功定天下，然其能广纳贤才，从善如流，亦不失为一代明君。得遇如此君主，是吾之幸，亦为吾施展抱负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三、定策立制：中原大地中的治国蓝图

成吉思汗病逝后，蒙古帝国陷入了短暂的权力真空。按照蒙古旧制，需召开忽里台大会，推举新的大汗。此时，拖雷监国，而窝阔台虽为成吉思汗指定的继承人，然部分蒙古贵族，尤其是拖雷之部下，对此颇有异议，局势一度颇为紧张。

在此关键时刻，吾深知，若大汗之位久虚，必生内乱，刚建立不久的蒙古帝国，或将分崩离析。于是，吾挺身而出，一方面向拖雷晓以大义，言明成吉思汗之遗命不可违，国家统一之重要性；另一方面，积极联络支持窝阔台的蒙古贵族，为其造势。经过吾的不懈努力，拖雷最终同意召开忽里台大会，推举窝阔台为新的大汗。

元太宗元年（公元1229年），窝阔台在忽里台大会上，正式即位为蒙古大汗。窝阔台即位后，果然对吾极为信任，任命吾为中书令，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宰相，总揽全国政务。从此，吾得以全面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开始在蒙古帝国推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为其从一个游牧部落联盟，向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过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吾深知，蒙古帝国若要统治广大的中原地区，必须改变其原有的游牧掠夺式的统治方式，采用中原地区先进的封建制度。因此，吾的改革，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恢复科举，选拔人才。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对中原的科举制度不屑一顾，认为其无用。吾力排众议，向窝阔台进言：“天下之治，在得人才；人才之得，在科举。中原地区，历来文风鼎盛，人才辈出，若能恢复科举，不仅可以选拔大量有识之士，为国家效力，亦可以笼络中原之民心，使百姓归心。”窝阔台采纳了吾之建议，于元太宗九年（公元1237年），下令恢复科举，史称“戊戌选试”。此次科举，共录取儒生四千余人，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了元朝的重要官员，为元朝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改革税制，稳定财政。蒙古帝国原先的税制极为混乱，蒙古贵族往往随意向百姓摊派赋税，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社会动荡。吾深知，财政乃国家之根本，若税制混乱，国家必难以长久。于是，吾亲自制定了新的税制，主要包括“五户丝制”和“地税、商税”。“五户丝制”规定，每五户百姓，向国家缴纳一斤丝，其余的丝则缴纳给所在的领主。这一制度，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领主对百姓的过度剥削。“地税、商税”则按照土地的多少和商业经营的规模，征收相应的赋税，使税制更加公平合理。新税制的推行，极大地稳定了蒙古帝国的财政收入，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再次，尊孔重儒，推行教化。蒙古贵族崇尚武力，对儒学等中原文化较为轻视。吾认为，要统治中原地区，必须推行中原的文化教化，使蒙古贵族接受中原的先进文化。于是，吾向窝阔台建议，尊奉孔子，修缮孔庙，设立国子学，培养人才。窝阔台对此表示赞同，下令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在燕京等地设立国子学，招收蒙古贵族子弟和中原儒生，学习儒学经典。吾还亲自挑选了一批博学的儒生，担任国子学的教师，向学生们传授儒学知识。通过这些措施，儒学在蒙古帝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蒙古贵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感也日益增强，为后来元朝的“汉化”奠定了基础。

此外，吾还在官制、法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官制方面，吾参照中原王朝的官制，设立了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等机构，明确了各级官员的职责，使蒙古帝国的官僚体系更加完善。在法律方面，吾针对蒙古帝国法律混乱、刑罚严酷的情况，制定了一系列较为宽松、合理的法律条文，减轻了刑罚的严酷程度，强调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吾之改革，触动了不少蒙古贵族和地方豪强的利益，因此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他们纷纷向窝阔台进谗言，诋毁吾，说吾的改革是“汉法”，不利于蒙古帝国的统治。面对这些反对之声，吾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向窝阔台阐明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窝阔台对吾极为信任，始终支持吾的改革。正是在窝阔台的支持下，吾的改革措施才得以顺利推行，蒙古帝国的统治也日益巩固。

四、力挽狂澜：乱世烽烟中的民生守护

在推行改革的同时，吾亦时刻关注着民生疾苦，每当百姓遭遇危难之际，吾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元太宗十三年（公元1241年），窝阔台大汗病逝。窝阔台死后，其皇后乃马真氏临朝称制。乃马真氏乃一妇人，无政治远见，且宠信奸佞之人，如奥都剌合蛮等。奥都剌合蛮凭借乃马真氏的宠信，专权跋扈，结党营私，大肆搜刮民财，搞得朝政混乱，民怨沸腾。

奥都剌合蛮深知吾乃其专权之最大障碍，因此，多次在乃马真氏面前诋毁吾，欲除之而后快。乃马真氏对奥都剌合蛮言听计从，也多次对吾加以刁难。面对如此困境，吾并未退缩，而是坚守自己的原则，与奥都剌合蛮等奸佞之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一次，奥都剌合蛮向乃马真氏建议，实行“扑买”制度，即由商人承包全国的赋税，商人可以随意向百姓征收赋税，只要向国家缴纳固定的税额即可。这一制度，无疑是将百姓推向了深渊，会导致百姓遭受更加残酷的剥削。吾得知此事后，立即向乃马真氏进谏，坚决反对实行“扑买”制度。吾对乃马真氏言：“此乃亡国之策也！商人唯利是图，若让其承包赋税，他们必然会想尽办法搜刮百姓，百姓不堪重负，必生叛乱。国家之根基在于百姓，百姓若亡，国家亦将不复存在。”乃马真氏虽对吾不满，但在吾的据理力争下，最终还是放弃了实行“扑买”制度的想法，使百姓避免了一场灾难。

在乃马真氏临朝称制的五年里，吾始终坚守岗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维护朝政的稳定，保护百姓的利益。吾多次冒死进谏，弹劾奥都剌合蛮等奸佞之人，虽然未能将他们彻底铲除，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他们的嚣张气焰，使朝政没有进一步恶化。

元定宗元年（公元1246年），乃马真氏在各方压力下，终于同意召开忽里台大会，推举窝阔台之子贵由为新的大汗。贵由即位后，虽然对奥都剌合蛮等奸佞之人有所不满，但由于他体弱多病，且在位时间较短（仅两年），未能对朝政进行大规模的整顿。吾在此期间，依然尽心尽力，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

元定宗三年（公元1248年），贵由大汗病逝。此后，蒙古帝国又陷入了一场更加激烈的权力争夺之中。最终，拖雷之子蒙哥在其弟忽必烈等人的支持下，于元宪宗元年（公元1251年），通过忽里台大会，即位为新的大汗。

蒙哥大汗即位后，对吾依然十分尊重，继续任命吾为中书令。吾深知，蒙哥大汗乃一代雄主，颇有作为，因此，更加努力地为国家效力。在蒙哥大汗统治期间，吾继续推行之前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完善了蒙古帝国的各项制度，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吾也积极支持忽必烈等人在中原地区推行“汉法”，为后来忽必烈建立元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湛然归寂：青史丹心下的人生终章

吾一生，历经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四朝，为蒙古帝国的发展和壮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吾虽为契丹人，却以中原之儒术，辅蒙古之大汗，行“楚材晋用”之事，实现了父亲对吾之期望，亦践行了母亲“济世安民”之教诲。

吾之晚年，身体日渐衰弱，然心中仍牵挂着国家之事。元宪宗九年（公元1259年），蒙哥大汗在征伐南宋的途中病逝。消息传来，吾悲痛万分。蒙哥大汗乃一代英主，若其在世，必能带领蒙古帝国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蒙哥大汗死后，其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为争夺大汗之位，展开了激烈的内战。中原地区再次陷入了战乱之中，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吾虽年事已高，且身体多病，但仍心系天下苍生，多次试图从中调解，希望忽必烈与阿里不哥能够以国家大局为重，停止内战，和平解决权力之争。然此时，双方已是势同水火，吾之调解，未能起到任何作用。

目睹中原大地再次遭受战火蹂躏，吾心中悲痛不已，积忧成疾，一病不起。元世祖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位为大汗，并建元中统，开始了元朝的历史。忽必烈即位后，多次派人前来探望吾，并向吾询问治国之道。吾在病榻之上，仍尽力向忽必烈进言，劝其尽快结束内战，与民休息，推行“汉法”，重视民生。

是年夏，吾自知时日无多，遂召集家人，留下遗训。吾对家人言：“吾一生，蒙历代大汗之信任，得以施展抱负，虽未能完全实现济世安民之理想，但亦问心无愧。吾死后，尔等当恪守家风，读书向善，不可贪图富贵，亦不可忘记自己乃契丹皇族之后，当以忠义立身。”

交代完后事，吾便闭目而逝，享年七十一岁。吾死后，忽必烈大汗甚为悲痛，追赠吾为太师、上柱国，追封广宁王，谥号“文正”。“文正”乃古代文臣谥号之最高荣誉，吾能获此殊荣，实乃平生之幸。

吾一生，饱经沧桑，历经乱世。从一个亡国之臣，到蒙古帝国的中书令，从一个饱读诗书的儒生，到一个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其间的艰辛与不易，非外人所能体会。然吾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以儒术经世，以佛法修身，以忠义立身。吾之所作所为，非为个人之功名富贵，实乃为天下苍生，为国家之长治久安。

吾深知，吾之改革，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蒙古帝国之统治，仍存在诸多问题。然吾已尽吾所能，至于后世之事，非吾所能预料也。唯愿吾之事迹，能为后世之君臣提供一点借鉴，愿天下苍生，能早日摆脱战乱之苦，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湛然居士耶律楚材，此生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