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

富弼：半生庙堂弈棋局，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叫富弼，字彦国。世人称我“富文忠公”，赞我历仕四朝、两度拜相，可若让我自己说，这辈子不过是在朝堂的棋局里，做了一枚不敢落子太慢、又怕行棋太急的过河卒。

我出生在洛阳一个寻常官宦人家，父亲富言曾在真宗朝做过小官，俸禄微薄，却总把最好的笔墨纸砚留给我。七岁那年，父亲带我去拜谒范仲淹先生，他看我写的《论兵策》，捻着胡须笑说“此子有王佐之才”，转头就向朝廷举荐。那时我不懂什么叫“王佐之才”，只记得范先生案头的茶盏里，飘着淡淡的龙井香，像后来我在朝堂上闻到的、那股若有似无的硝烟味。

二十岁考中进士时，晏殊大人是主考官。他看了我的策论，当场就说要把女儿许配给我。我惶恐不安，说“晚辈寒门出身，恐配不上晏家小姐”，他却拍着我的肩说“我看的是你的才，不是你的门第”。后来我才知道，他早从范先生那里听过我的名字，说我“笔锋有担当，行事有分寸”。那年秋天，我娶了晏小姐，她知书达理，总在我熬夜写奏章时，悄悄在案头放一盏热粥。我捧着粥碗，心里想，这世间最暖的，从来不是高官厚禄，是有人懂你笔下的家国。

初入仕途，我被派到河阳做签判。那里刚经历过黄河水患，百姓流离失所，官府粮仓却被贪官把持。我带着衙役打开粮仓时，粮官拦在门口说“这是按规矩来的”，我拔出佩剑指着粮仓，说“规矩是让百姓活下去，不是让你中饱私囊”。那天我放粮给三千多户灾民，自己却因“擅动官粮”被弹劾。晏殊大人在朝堂上为我辩解，说“富弼此举，是为朝廷保民心”，仁宗皇帝点了头，不仅没降罪，还把我调回京城任馆阁校勘。

回京城那年，西夏李元昊称帝，边境战事吃紧。范仲淹先生驻守延州，屡屡上书请求朝廷增兵，可朝中大臣分成两派，一派主和，一派主战，吵了三个月没个结果。我连夜写了《论西夏疏》，说“战则耗国力，和则失民心，不如以守为攻，恩威并施”。仁宗皇帝召我进宫，在偏殿里问了我三个时辰，从西夏的兵力部署到边境的粮草供应，我一一作答。临走时，他赐我一把玉柄折扇，说“彦国，边境的事，朕信你”。

后来我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出使辽国。辽兴宗知道我是来谈边界问题的，故意在大殿上摆下威慑阵仗，武士们手持利刃，杀气腾腾。他说“宋朝占了我们关南十县，要么归还，要么开战”，我端着酒杯，语气平静却坚定：“当年太宗皇帝打下关南，是为了保边境安稳；如今陛下若要开战，宋朝虽不愿，但也绝不惧战。只是一旦开战，两国百姓遭殃，陛下觉得值得吗？”辽兴宗沉默了许久，最终同意重新划定边界，不再提归还土地的事。回朝时，范仲淹先生到城外接我，他看着我风尘仆仆的样子，说“彦国，你这一趟，顶得上十万兵”。

仁宗皇帝无子，立储之事成了朝堂的心病。大臣们都怕触怒龙颜，没人敢提，我却三次上书请求立储。第一次上书，仁宗皇帝把奏折压了下来，没理我；第二次，他召我进宫，说“彦国，此事再等等”；第三次，我跪在大殿外，从清晨到黄昏，雨水打湿了朝服，我却不肯起来。仁宗皇帝终究心软了，叹着气说“朕知道你的苦心”，没过多久就立了侄子赵曙为皇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有人说我太固执，可我知道，国无储君，如同船无舵，一旦有变，遭殃的是天下百姓。

英宗皇帝即位后，身体一直不好，曹太后垂帘听政。两人之间渐渐有了嫌隙，太后想把权力握在手里，皇帝想亲政，朝堂上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我作为宰相，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有一次太后在帘后哭着说“皇帝不尊重我”，皇帝在龙椅上脸色铁青，说“太后把持朝政”。我跪在中间，说“太后是陛下的母后，陛下是太后的皇儿，哪有母子为权力置气的？如今边境未宁，百姓未安，陛下和太后应该同心协力，才对得起仁宗皇帝的托付”。后来我又分别找太后和皇帝谈心，劝太后“陛下长大了，该让他亲政了”，劝皇帝“太后含辛茹苦，陛下该多尽孝心”。三个月后，太后撤帘归政，皇帝亲政，两人关系也缓和了许多。那天我回到家，晏夫人笑着说“你这宰相，倒像个说和的媒婆”，我也笑了，心里却松了口气——这朝堂的棋局，总算没走歪。

神宗皇帝即位后，重用王安石推行新法。我和王安石是旧识，当年他在鄞县做知县时，我还曾举荐过他。可新法推行后，我却成了反对新法最坚决的人。青苗法看似是给百姓放贷，实则利息过高，成了贪官盘剥百姓的工具；免役法让百姓交钱免役，却让穷苦人家雪上加霜。我多次在朝堂上和王安石争论，说“新法虽好，却操之过急，不顾百姓死活”，王安石却说“富大人是守旧派，不懂变法的深意”。后来神宗皇帝也渐渐对我不满，把我贬到亳州做知州。

离京那天，天刚蒙蒙亮，我独自一人牵着马走在官道上，没有官员来送我。晏夫人帮我整理行囊，说“要不我们辞官回乡，种几亩田，安度晚年？”我摇了摇头，说“我是朝廷的官，只要还能做事，就不能退缩”。在亳州任上，我拒不执行青苗法，说“亳州百姓穷苦，不能再让他们受盘剥”。有人弹劾我“违抗新法”，神宗皇帝却没降罪，只是下了道圣旨，说“富弼年老，可自行处置州中事务”。我知道，皇帝心里也清楚，新法确实有不妥之处。

哲宗皇帝即位后，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召我回朝任宰相。那时我已经七十岁了，头发全白了，走路也需要人搀扶。回朝那天，我看着熟悉的朝堂，心里百感交集。太皇太后问我“彦国，如今朝堂该如何治理？”我喘着气说“罢黜新法中扰民的条款，重用贤臣，安抚百姓，让国家休养生息”。太皇太后采纳了我的建议，罢免了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免役法等，朝堂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可我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那年冬天，我得了重病，躺在床上不能起身。苏轼来看我时，我拉着他的手说“子瞻，我这辈子，没做过对不起朝廷的事，没做过对不起百姓的事，只是有时候，觉得自己像枚棋子，身不由己”。苏轼眼眶红了，说“富公，你是国之柱石，百姓都记着你的好”。

弥留之际，我仿佛看见仁宗皇帝赐我的那把玉柄折扇，看见范仲淹先生案头的龙井香，看见晏夫人为我端来的那盏热粥。我想起在河阳放粮时百姓感激的眼神，想起出使辽国时大殿上的剑拔弩张，想起在朝堂上为立储、为新法争论的日日夜夜。这一生，我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两度拜相，也曾被贬谪外放，可我始终记得范仲淹先生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叫富弼，字彦国。世人称我“富文忠公”，可我更想做那个在洛阳老宅里，捧着晏夫人端来的热粥，听着窗外雨声的寻常书生。只是这世间，总有一些责任，让你不得不拿起笔，走上朝堂，在那盘名为“家国”的棋局里，落子无悔，直至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