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雪下了整整三天，把梧桐的枝桠压成了弯弯的弓。阿望踩着没过脚踝的雪去邮局，手里攥着封给南方的信，信封上画着北方的雪压断了梧桐枝，他想告诉小蝉，今年的树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
邮局的玻璃门上结着冰花，穿军大衣的邮递员搓着手说：“南方的路冻住了，邮车出不去。”阿望的手指捏着信封，纸面很快洇出个湿痕，像片提前融化的雪。他想起沈砚辞去世前总说，南北的邮路靠叶子连着，风不停，信就不会断，可如今风里裹着冰碴，连叶子都冻成了脆片。
回到家时，北方的梧桐果然断了根主枝。断裂处的年轮像道裂开的伤口，最中心的几圈泛着黑，是早年南方带来的籽里藏着的霉斑。阿望找来锯子想把断枝锯掉，锯到一半却发现树皮里嵌着根红绳——是周清沅当年系的，红得像凝固的血，被岁月泡成了深褐，却依旧牢牢缠在木骨里。
南方的电话打不通了。听筒里只有滋滋的电流声，像北方的寒风钻进了线绳。阿望抱着电话坐了整夜，直到天亮才想起，小蝉的婆婆上个月摔了跤，如今卧在病床上连话都说不清，哪还有力气去邮局寄信。他翻出南方寄来的最后一个包裹，纸箱上的梧桐叶邮戳已经模糊，里面的照片上，新苗被台风刮得歪了脖子，老太太拄着拐杖在旁边扶着，像要把自己的影子压进土里，替树挡住风雨。
林业站的人来看过断枝，说这树怕是活不过开春。阿望不肯信，找来稻草把树干裹了三层，又在树根下烧了堆炭火，烟雾缭绕中，忽然看见树干上的刻字：“沅，1963”。那字迹被雪水浸得发胀，像在流泪，他忽然想起沈砚辞说过，当年刻字时不小心划了手，血滴进树皮里，如今怕是顺着年轮，流成了树的泪。
除夕那天，阿望在北方的梧桐树下摆了副碗筷。碗里盛着南方的梧桐果粥，是他照着小蝉寄来的食谱煮的，粥里的果粒硌得牙疼，像咬着碎掉的时光。风卷着雪沫打在脸上，他忽然听见树里传来声响，像有人在轻轻叩门，可凑近了听，只有断枝的呜咽，像封永远寄不出去的信。
大年初三，南方终于来了电话。是小蝉的丈夫打来的，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说老太太除夕夜走了，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片北方的梧桐叶，叶尖被捏得变了形，像只握不住的手。“她最后说，”电话那头的人忽然哭了，“说北方的树该想家了，让我们把新苗移到院中央，好让根往北方长。”
阿望挂了电话，抱着树干蹲下来。雪落在他的发间，很快积成了白，他想起小时候沈砚辞教他认年轮，说每圈年轮都是封信，藏着没说出口的话。可如今树快死了，那些没说出口的，怕是要烂在土里，像南方寄来的籽，再也发不了芽。
开春时，北方的梧桐果然没抽新芽。干枯的枝桠指着灰蓝的天，像只断了线的风筝。阿望在树下挖了个坑，把那些年寄往南方的信烧了，纸灰被风卷着往南飘，却在半空散成了碎末，像被北方的寒风吹碎的念想。他在树桩上刻了个邮戳，画着片断裂的叶子，下面写着“邮路已断，叶归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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