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被铁链声惊醒的。
西厢房的门“咔嗒”落了锁,母亲端着一碗咸菜糙米饭站在门外,眼神越过我,落在空荡荡的桌角:“通知书呢?交出来吧,留着也是念想。”
我把那张纸按在褥子底下,指尖抠着粗糙的布面,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烧了。”
她果然松了口气,递过饭碗时,语气软了些:“想通就好。城东老李家彩礼给了三万八,够你弟在县城付个首付了。那小子踏实,你嫁过去不受罪。”
我没接碗。窗外的蝉鸣聒噪得很,像极了我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村口大喇叭里反复播的喜报声。那天父亲蹲在晒谷场的石碾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烟雾裹着他的话飘过来:“丫头片子读那么多书干啥?迟早是别人家的人。”
铁链在门框上晃悠,映出我瘦骨嶙峋的影子。这是我被锁的第七天。起初我还拍着门板哭,喊着“我能去申请助学贷款”“我可以去打工”,后来就只剩沉默了。沉默是我唯一的反抗,像石缝里的草,憋着劲想往上钻。
夜里总能听见弟弟在院子里练他的新摩托车,引擎轰鸣着,震得西厢房的窗户纸簌簌响。那是用本该给我交学费的钱买的,母亲说:“你弟有了车,好找媳妇。”
我开始数日子。数到第十天,我对着送饭的母亲笑了笑,接过碗时轻声说:“妈,我想通了,我嫁。”
她愣住了,眼里闪过一丝慌乱,随即又被欣慰盖过:“这才是妈的好闺女。”
第二天锁链没再锁上。母亲给我找了件新做的红布衫,让我换上:“李家婶子今天来,你好好跟人家说话。”
我穿上红布衫,站在镜子前。布料粗糙得硌皮肤,像层密不透风的网。院子里传来王媒婆的大嗓门,夹杂着父亲的笑声,我悄悄把藏在枕头下的录取通知书塞进裤腰,又摸了摸口袋里的五块二毛钱——那是我攒了半年的零花钱,藏在墙缝里,是我全部的盘缠。
王媒婆要拉我去见李家婶子时,我突然说要去趟茅房。母亲不疑有他,挥挥手让我快去快回。
我穿过猪圈,翻过矮墙,鞋跟掉了一只也没回头。身后传来母亲的呼喊,从疑惑到尖利,再到带着哭腔的咒骂。我跑得像阵疯,田埂上的碎石子硌得脚底生疼,可我不敢停。
跑到镇上的汽车站时,我浑身是汗,红布衫被树枝勾破了好几处。我攥着五块二毛钱,看着开往县城的班车,突然发现自己没地方可去。录取通知书被汗水浸得发皱,校徽上的字糊成一团,像我此刻的眼泪。
最终我还是上了车。车开的时候,我看见父亲骑着自行车追在后面,头发乱得像草,嘴里骂着什么,可风把那些话吹散了。我趴在车窗上,看着熟悉的村庄越来越远,红布衫的一角飘在风里,像面狼狈的投降旗。
后来我在县城的餐馆洗盘子,晚上睡在后厨的杂物间。老板看我可怜,偶尔会多给个馒头。有次收拾桌子,听见客人聊天,说邻村有个姑娘,为了弟弟的彩礼被锁在家里,后来跑了,家里人到处找,说找到要打断她的腿。
我握着盘子的手一抖,碎片划破了手指,血滴在油腻的桌面上,像朵没开成的花。
过年时餐馆歇业,我坐在桥洞下,把那张早已泛黄的录取通知书拿出来。月光照在上面,能隐约看见我当年写在角落的小字:“要去北京。”
风从桥洞穿过去,呜呜地响,像谁在哭。我突然想起母亲端来的那碗糙米饭,想起父亲蹲在石碾上的背影,想起弟弟骑着摩托车的得意模样。他们或许从未想过要伤害我,只是在他们的世界里,女儿的梦想,从来都抵不过儿子的前程。
而我,终究成了那个不孝的逃兵,带着一张皱巴巴的录取通知书,和永远回不去的家,在陌生的城市里,像粒被风吹走的尘埃,不知道会落在哪个角落。
只有裤腰上残留的纸角硬度,提醒我曾那样用力地,想抓住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