褪色的船票

暴雨砸在车窗上时，陈砚正在整理旧物。那个积灰的铁盒里滑出两张泛黄的船票，1998年8月15日，上海到宁波，硬座。

他指尖顿住。那年夏天也是这样的雨，苏晚把船票塞进他手心，马尾辫上还沾着水珠：“等我回来就结婚。”她要去宁波读大学，而他刚进工厂当学徒，工资单上的数字连两张船票都够勉强。

陈砚把船票夹进笔记本，封面是苏晚画的简笔画——两个小人坐在渡口的长椅上，头顶是歪歪扭扭的太阳。他每天揣着这本子去车间，铁屑溅到胳膊上也不觉得疼，只想着年底能攒够她的学费。

变故来得猝不及防。苏晚的信越来越短，最后一封只有一句话：“别等了，我挺好的。”陈砚连夜扒上运煤的火车，在宁波大学门口等到凌晨，看见苏晚从一辆桑塔纳上下来，身边的男生替她撑着伞，是学生会主席，听说父亲是教育局的领导。

他没上前，在雨里站到天亮。回到上海时，车间主任递给他一张调令，说宁波有个新项目，问他愿不愿意去。陈砚把那本笔记本锁进铁盒，收拾行李时发现，苏晚偷偷塞进他箱子的毛衣，针脚歪歪扭扭，像她总也画不直的线条。

在宁波的十年，陈砚从技术员做到项目经理。他常在路过大学时停车，看穿着白裙子的女生抱着书走过，恍惚间以为能看见那个扎马尾的姑娘。有次在商场遇见苏晚，她抱着孩子，丈夫在旁边挑奶粉，看见他时愣了愣，寒暄两句便匆匆道别。孩子的眼睛很亮，像极了她。

那天晚上，陈砚在江边坐了很久。手机响了，是苏晚的短信：“当年我妈重病，他家帮了大忙。对不起。”他盯着那行字，直到屏幕暗下去，映出江面破碎的灯影。

去年冬天，陈砚接到陌生电话，是苏晚的丈夫。“她肝癌晚期，一直念叨你。”医院里，苏晚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看见他来，忽然笑了，说：“你还是老样子，不爱说话。”

她从枕头下摸出个布包，里面是那本笔记本，还有一张存折，户名是陈砚，余额恰好是当年他准备给她的学费。“我后来才知道，你把车间的奖金都寄给我妈了。”苏晚的声音很轻，“那时候太年轻，以为放弃就是成全，对不起。”苏晚很小声的哭了，陈砚将自己曾经深爱的女孩拥入怀中，感受着对方慢慢变凉的体温。

陈砚突然想起那年夏天，他们在渡口等船，苏晚说以后要在江边买套房子，阳台种满向日葵。“我买了，就在江对面。”他哽咽着说，“等你来看看。”

苏晚没等到。她走的那天，宁波下了场大雪，陈砚在她墓前放了一束向日葵，花盘朝着江面的方向。回去的路上，手机收到一条定时发送的短信，是苏晚住院时设置的：“陈砚，对不起，没能陪你看一次完整的日出。”陈砚再也撑不住，抱着手机像个孩子似的大哭，既然选择丢下我，为什么不丢的彻底。

整理遗物时，陈砚发现苏晚的画夹里，藏着一张他的照片，是他在车间里的样子，穿着沾满油污的工装，笑容傻气。背面写着：“他总说向日葵向着太阳，可他不知道，他才是我的太阳。”陈砚轻轻抚摸照片，眼里的温柔藏也藏不住。

铁盒里的船票被雨水洇出褶皱，像两叶被浪打湿的小舟。陈砚把它们夹回笔记本，这次封面上多了一行字：苏晚，有些再见，是为了让回忆永远活着。

窗外的雨停了，阳光透过云层照进来，落在那本笔记本上，恍若多年前，那个姑娘画下的、不怎么圆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