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蝉鸣钻进开着的窗户时，马嘉祺正把A大美术系的招生简章抚平。纸页上印着的樱花道被阳光照得发亮，像幅活过来的画，旁边的志愿表上，“第一志愿”那一栏已经填好了“A大美术系”，字迹工整得像他写了多年的笔记。
抽屉里的画筒突然硌了下膝盖。他伸手摸出来，里面卷着刘耀文送的那幅樱花道油画——两个少年的影子在画里缠成一团，11号球衣的衣角上，被他偷偷补了道金线，像道不会断的光。
“祺祺，妈给你炖了汤。”母亲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带着点不易察觉的喘息。
马嘉祺把画筒塞回抽屉，转身时看见母亲扶着门框，脸色白得像张宣纸。“怎么了？”他快步走过去，指尖碰到母亲的手，凉得像块冰，“是不是又不舒服了？”
“老毛病了，躺会儿就好。”母亲拍了拍他的手背，目光落在桌上的志愿表上，突然笑了，“真好，要去学画画了。”
她的笑里带着点欣慰，却在下一秒猛地捂住胸口，身体顺着门框滑下去。马嘉祺伸手去扶时，只觉得怀里的人轻得像片羽毛，呼吸微弱得像风中的烛火。
救护车的鸣笛声刺破黄昏时，马嘉祺的指尖还攥着那张A大招生简章。母亲被抬上担架的瞬间，他看见她口袋里露出的药瓶——标签上的字被磨得模糊，却能认出是治疗心脏衰竭的药，日期是三个月前，他从未见过。
抢救室的红灯亮了整整一夜。
马嘉祺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志愿表被攥得皱巴巴的，“A大美术系”那几个字像被泪水泡过，晕开成一团模糊的蓝。护士来通知缴费时，他摸遍了全身的口袋，只找到母亲塞给他的零花钱，和那张画着篮球场的数学试卷——是从刘耀文空座位上收起来的，11号旁边的空白处，被他用铅笔涂了又涂，像片永远填不满的雾。
“家属，病人情况危急，需要立刻手术。”医生的声音带着疲惫，“费用很高，而且……”
“我治。”马嘉祺打断他，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多少钱都治。”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签下手术同意书的，只记得笔尖在纸上划过的痕迹，像把刀在心上割。走出医生办公室时，晨光正从走廊尽头涌进来，照在墙上的科室介绍牌上——心脏外科的医生照片里，有人戴着金丝眼镜，笑得温和，像极了父亲当年的样子。
父亲是在他高二那年走的，也是心脏病。母亲总说“别怕，有妈在”，却把所有的药都藏了起来，像藏起一个会碎的秘密。
马嘉祺回到家时，抽屉里的画筒还静静地躺着。他把那幅樱花道油画拿出来，在背面写了行字：“对不起，11号。”然后把它塞进了衣柜最深处，上面压了本厚厚的《临床医学导论》，封面冷得像块铁。
第二天去学校填志愿时，马嘉祺从口袋里摸出张新的志愿表。“第一志愿”那一栏，他填了“B大医学院临床医学系”，字迹比之前用力了许多，笔尖划破了纸页，像道没愈合的伤口。
贺峻霖路过时瞥了一眼，突然“啊”了一声：“班长，你不考美术系了？”
马嘉祺把志愿表折起来，折痕刚好划过A大的位置，像道硬生生划下的界限。“不了。”他说，声音很轻，“想做点更实际的事。”
窗外的樱花还在落，像场下不完的雪。他想起刘耀文油画里的樱花道，两个少年并肩走着，永远停在了那个春天。而现在，他要走向另一条路了，路上没有画板，只有手术刀和病历本，像条没有光的隧道。
晚自习结束时，马嘉祺最后一个离开教室。他走到后墙的画框前，《绝杀》还挂在那里，玻璃上落了层薄灰。他伸手擦了擦，指尖在11号的球鞋上停了很久——那里的鞋带被画成了牢固的死结，像个不会松开的承诺，只是承诺的人，和要实现承诺的人，都走散了。
月光透过窗户落在志愿表上，折痕处的纸纤维像道细细的河。马嘉祺突然想起刘耀文说过的话：“想画一个不会断鞋带的11号。”原来有些鞋带不是断了，而是被生活系成了别的样子，只是系鞋带的人，不得不换了双手。
他把填好的志愿表放进书包，拉链拉到一半时，看见里面露出半截灰蓝色马克笔——是当年刘耀文总用的那支，被他捡起来藏了七年。
笔尖的颜料早就干了，却依然能画出浅浅的痕迹，像句没说完的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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