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开庭那天，天空飘着细雨。旁听席上坐着张磊的远房亲戚、几个幸存孩子的父母，还有巧克力工厂的经理王斌——他因为隐瞒废料处理问题，被判处缓刑。
周莉作为污点证人出庭时，带来了个密封袋，里面是块凝固的巧克力，上面沾着刘春怡的血迹。“这是何俊杰让我从工厂拿的，他说要用巧克力的甜香掩盖血腥味，让这场死亡看起来像场荒诞的艺术。”
何俊杰的辩护律师试图以“救女心切”博取同情，但苏棠提交的证据链粉碎了所有辩解：从屠宰场的实验录像，到幼儿园的病历篡改记录，再到巧克力模具上的指纹，每样都指向他精心策划的罪恶。
当法官念出“死刑”判决时，何俊杰突然看向旁听席，那里放着张何雅的照片，女孩穿着公主裙，胸前别着颗小红心。他笑了笑，眼泪混着雨水落在囚服上，像融化的巧克力。
庭审结束后，沈砚去了趟青山区的汽修店。老板正在给辆旧车换变速箱，工具箱上摆着阿梅的照片。“她修过的车，到现在都没出过毛病。”老板擦了擦手上的油污，“就像她这个人，看着软，其实骨头硬得很。”
林野拿着份文件走进来：“查到了，刘春怡当年当志愿者，是因为她弟弟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何俊杰答应免费给他做手术。但她弟弟在手术前就去世了，她却被困在了这场实验里。”
沈砚想起刘春怡日记的最后一页，被墨水晕染的字迹下，隐约能看出“弟弟”两个字。他突然明白，那些多重身份不仅是为了监视何俊杰，也是为了完成对弟弟的承诺——保护所有像他一样的孩子。
技术科最后在废弃工厂的墙壁里，发现了刘春怡藏的最后份证据：份未完成的举报信，收件人是儿童保护协会。信的结尾写着：“当巧克力里流出的不再是甜浆，就该有人砸碎这虚假的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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