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辐射防护站的警报声刺破了午后的宁静。检测员在郊区的垃圾填埋场发现了异常的辐射信号，定位显示源头是一个被遗弃的冷藏箱，箱门上贴着张纸条：“第二个礼物，查收。”
沈砚穿着防护服打开冷藏箱时，一股寒气扑面而来。箱子里没有危险品，只有一叠照片和一个辐射剂量计。照片上是五个男人在废料处理厂的合影，正是“五人组”，而剂量计的读数显示，曾接触过超过安全值100倍的辐射源。
“照片背面有字，”林野隔着防护玻璃指着最上面一张，“‘2018.7.18，转移完毕，张教授已处理’。张教授？难道是周启文的导师张秉坤？”
张秉坤住在养老院，得知消息时正在浇花。老人听完沈砚的询问，放下水壶叹了口气：“五年前，钱立找到我，说有批‘特殊废料’需要处理，给了我五十万。我一时糊涂就答应了，让周启文他们走了绿色通道。”他指着窗台上的一盆兰花，“这是钱立送的，说‘能净化空气’，你们拿走检测吧。”
检测结果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兰花土壤里的铯-137含量，是填埋场检测值的50倍。更可怕的是，花盆底部刻着的编号，与三年前某医院丢失的放射性药物容器编号完全一致。
“医院的记录显示，那批药物是用于癌症治疗的，”林野调出记录，“2018年7月丢失，当时的保管员叫孙梅，一个月后就‘辞职’了，现在下落不明。”他忽然指向照片里五人组身后的集装箱，“这个编号，和陆诚公司当年走私铅化合物的集装箱编号只差一个数字。”
沈砚摘下防护头盔，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冷藏箱里的辐射剂量计还在无声跳动，像在倒数某个未知的终点。他忽然意识到，五个案件的受害者只是开始，真正的目标藏在更深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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