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梅的名字出现在养老院的访客登记本上，就在张秉坤收到兰花的第二天。登记地址是郊区的一栋老式居民楼，林野带着警员赶到时，房门虚掩着，屋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
客厅的茶几上摆着三杯没喝完的茶，其中一杯的杯沿有口红印，检测后发现含微量铊元素。卧室的衣柜敞开着，挂着件洗得发白的护士服，口袋里有张揉皱的火车票，目的地是邻市的“康复疗养院”。
“孙梅五年前从医院辞职后，就一直在这里做保姆，”邻居大妈说，“昨天下午有个穿白大褂的男人来找她，两人吵得很凶，男人说‘再不交东西就没命了’，孙梅喊着‘那是要坐牢的’。”
沈砚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找到一个铁盒子，里面是孙梅的日记。最新一页写着：“他们找到我了，那个标记……和当年钱立手臂上的一样。孩子的病不能再拖，必须去邻市的医院。”日记里还夹着一张病历单，上面写着“白血病，疑似辐射诱发”。
“孩子？”林野立刻调取户籍信息，“孙梅五年前确实生过一个儿子，叫孙小宇，现在在邻市的康复疗养院接受治疗，主治医生说孩子的病因与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高度相关。”
技术科破解了孙梅的手机，发现最后一个通话记录是打给“马坤”的，通话内容被加密，但定位显示信号来自邻市火车站。“她带着什么重要东西要交出去？”沈砚盯着日记里反复提到的“标记”，“钱立手臂上的标记，会不会和陆诚研究所的标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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