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那天警局的何明义来过之后,接连几天再没见过他的身影。那场质问戛然而止。
走时他的脚步又急又乱,皮鞋跟敲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嗒嗒的脆响,像在追着什么跑。刚踏出门槛,浓眉就拧成了疙瘩,手里攥着刚做完的笔录,纸张在空旷的走廊里被捏得咯咯作响,边角卷成了波浪。
他会去哪?
或许是回警局。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可能吗?
大概是有的。
那场谈话里藏着所有没说破的秘密。
他呼呼喘着气,脊背绷得像拉满的弓,不算年轻的背影很快钻进走廊尽头,拐进了楼梯间。再望去时,只剩米白色衬衫的衣角扫过拐角,快得成了道残影。
没过多久,楼下传来警车发动的轰鸣,轮胎碾过积水洼,溅起一串水花,而后猛地打了个方向,汇入纵横交错的车流里,转眼就看不见了。
住院的这些日子,马嘉祺几乎与外界隔绝。每日面对的无非是白大褂的身影、床尾的输液架,还有清晨七点准时响起的查房声。护士推着治疗车走过,金属轮子碾过地面,像在数着日子。
医院的空气里总飘着消毒水与血气混合的味道,日升月落间,走廊里时常传来压抑的哭腔,生离死别像老旧的钟摆,敲得人心头发沉。
可在这样枯燥重复的日子里,马嘉祺却尝到了难得的轻松。
不是悲悯,也不是恐惧。
只是在寂静的深夜,病房里只剩监护仪规律的“滴滴”声时,他不用再琢磨警察的话里藏着多少试探,不用在笑的时候算着嘴角该弯多少度。
他像个站在玻璃墙外的看客,望着世界按部就班地转,连窗外的月光落进来,都带着种新生般的柔软。
这让他想起初到这座城市的模样。
那时的他还不像现在这样,看见穿警服的就下意识绷紧脊背,只当又是一场从头开始的逃亡。所有街景都是陌生的,公交站牌上的地名像密码,得一个个记。
公交车靠站时,他被涌来的人潮推着往前挪,闷热的湿气裹着街边小吃的油烟味扑过来,脚下的水泥站台被晒得发烫。广播里的报站声混着电流音,嗡嗡的像只停不下来的飞虫。
那时他没想过要住多久,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先找个能锁门的地方。毕竟躲警察比什么都要紧,房租能省则省。
房东是个退休的老教师,看他背着旧帆布包,只问了句“长租短租”,就以便宜得离谱的价格把顶楼隔间租给了他。这意外之喜让他松了口气——至少不用为了凑房而在被通缉的边缘冒险。
马嘉祺平日里很少出门,等风声过去的日子和现在倒有几分像。
他会坐在吱呀作响的旧沙发上,对着老式电视机里的新闻出神,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扶手,像在破译什么密码;也会把房间按自己的习惯改,在墙上钉块木板当书架,窗台摆上从楼下捡的玻璃瓶,插着野菊花。
为了融入这片老小区,他常凑到凉亭里看老人下棋。那些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摇着蒲扇的老爷子,倒不排斥他这个外来人。“小马”长“小马”短地喊着,谁家水管漏了、灯泡坏了,喊一声他就来帮忙。久而久之,他成了街坊眼里“老实又能干的年轻人”。
……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马嘉祺望着输液管里缓缓上升的气泡,漫无边际地想。忽然记起那通电话,挂掉已经快一个星期了。
现在是1991年8月,月初的阳光透过纱窗,在被单上投下格子状的光斑。
老人们总说,月头月尾是道坎,时光的轮子碾过这道坎,上个月的烦恼就该被碾碎,不该缠着新日子。
可这次呢?
他掀起病号服的下摆,对面的穿衣镜里映出消瘦的腰腹。腹部的肌肉随着呼吸轻轻起伏,左下方裹着厚厚的消毒纱布,医用胶带的边缘有些卷翘,粘在泛白的皮肉上。
纱布底下是缝合的伤口,医生说不算深,缝了七针,现在该长出淡粉色的新肉了。
龙套恢复得不错
查房时医生拍过他的肩膀。
龙套年轻人底子好
其实他知道,恢复得这么快,一半是医生的照料,一半是姜梨的缘故。警察虽对他存着疑,可没确凿证据,总不好苛待。
更何况有姜梨在。
那天傍晚的光线昏黄得像杯浓茶,马嘉祺躺在血泊里,听着楼道里熟悉的脚步声由远及近。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响起时,他故意轻咳了一声。然后,他看见姜梨猛地推开门,警服外套都没来得及脱,就“咚”地跪了下来。
在意识模糊的边缘,他望着她慌乱掏手机的手,嘴角悄悄勾了勾。
救治、调查、问询……无论他昏迷还是清醒,所有事都踩着他算好的步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