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祁思延和祁慕言已是京州市实验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开学第一天,兄妹俩穿着整齐的校服,站在校门口形成鲜明对比——思延一丝不苟地检查书包里的物品清单,慕言则仰头感受着校园里嘈杂的“心声交响曲”。
“新学期的焦虑率比去年提高13.5%,”思延推了推小眼镜——如今他确实需要戴眼镜了,“主要源于暑假作业完成度和社交关系重组压力。”
慕言轻轻拉住哥哥的衣袖:“王老师的宝宝在踢她呢,是个小姑娘。”
颜如玉看着已经齐肩高的儿女,既骄傲又感慨:“记住,普通一点。”
这句“普通一点”已成为祁家的日常提醒。这些年来,他们逐渐摸索出一套方法,帮助孩子们在保持天赋的同时,尽可能融入普通生活。
思延学会了用“我猜”来代替直接结论;慕言则用“可能”来软化她的感知。他们甚至发展出一套只有家人懂的“能力评级系统”——从E级(完全普通)到A级(全力施展)。
班主任王老师怀孕五个月,还没对外公布性别。听到慕言的话,她惊讶地抚摸腹部:“你们怎么...”
“她猜的,”颜如玉连忙打圆场,“小女孩总是喜欢小姑娘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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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来了新挑战——小组合作项目。思延和慕言被分到不同组,这是老师特意安排的。
思延的课题是“城市交通安全”,他被选为组长。组员包括爱哭的莉莉、多动的小强和总是迟到的浩浩。
第一次小组会议,思延就列出了详细计划表、分工明细和时间节点。组员们目瞪口呆。
“这...这么多字...”小强已经开始坐不住了。莉莉眼眶发红:“我看不懂...”浩浩打着哈欠:“好麻烦啊...”
思延皱眉:“效率低下83.7%。”
另一边,慕言的小组做“社区噪音污染研究”。组长大明强势霸道,总打断别人发言。慕言安静地坐在角落,突然说:“大明,你不需要那么大声,你爸爸昨晚加班没回的不是因为你不够好。”
全场寂静。大明脸红得像番茄,摔门而出。
李老师处理完两个小组的危机后,无奈地给颜如玉打电话:“孩子们的能力...有点影响团队合作了。”
当晚,祁家召开了家庭会议。
“小组合作的关键是沟通和理解,”祁同伟耐心解释,“不是直接给出答案或结论。”
思延不解:“但我的方案确实最高效。”慕言低头:“大明心里太痛了,我想帮他。”
颜如玉搂住女儿:“有时候,人们需要自己经历过程。就像妈妈做解剖,不能跳过步骤直接得出结论。”
经过指导,思延学会了用提问引导组员思考:“你觉得这个路口为什么容易出事?”慕言则学会了先询问:“你好像有点不开心,想聊聊吗?”
两周后,思延的小组做出了全校最完善的交通安全的方案,甚至被交警中队采纳宣传;慕言的小组则和解成功,大明主动道歉并学会了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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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学校举办科学创新大赛。思延和慕言决定各自参赛,互相保密项目内容。
思延研发了“微观污染检测仪”,能快速分析空气和水质;慕言则创造了“情绪色彩转换器”,能将声音情绪转化为可视化色彩。
比赛日,两个项目都引起轰动。评委们难以置信这些出自小学生之手。
最终,思延获得科技发明一等奖,慕言获得人文创新特别奖。但风波也随之而来——有家长匿名举报,称祁家孩子肯定得到了父母的专业帮助。
校长不得不组织调查组。面对质疑,思延当场演示了如何从零开始构建检测电路;慕言则即兴为评委们展示了情绪色彩转换,准确度令人咋舌。
调查组负责人感慨:“有些天赋,确实超越常理。”
风波平息了,但思延和慕言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为什么特别就是错?”慕言睡前问。思延在上铺回答:“社会对异常值的容忍度有限。统计学上...”
“不要说数据,”慕言轻声打断,“说感觉。”
思延沉默片刻:“感觉像总是穿着不合身的衣服。”
颜如玉在门外听到对话,心揪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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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机来自一堂特别的德育课。老师请同学们分享“最近遇到的困难”。
令人意外的是,好几个孩子提到了思延和慕言:
“祁思延总是知道答案,我觉得自己好笨。”“祁慕言好像能看透我,我不敢靠近。”
思延和慕言第一次听到同学们的真实想法,深受震动。
第二天,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开办“特长辅导班”。思延教大家如何观察和思考,慕言教如何理解和表达。最初只有几个好奇的同学参加,渐渐地,全班都加入了。
莉莉学会了发现细节,小强学会了专注,浩浩学会了规划。就连曾经排斥他们的大明,也学会了用颜色来表达情绪。
期末时,三(2)班不仅成绩全年级第一,还获得了“最团结班级”奖。
颁奖典礼上,思延和慕言作为代表发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别之处,”思延说,“关键是找到使用它的方式。”慕言接道:“就像不同的乐器合奏,才能演出最美的交响乐。”
台下,祁同伟和颜如玉看着台上自信从容的儿女,欣慰地相视而笑。
回家的路上,慕言突然说:“今天心里不重了,像羽毛一样轻。”思延点头:“社会接受度提高至92.3%。”
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但这一次,两个孩子走在同学们中间,不再特殊也不再孤单。
成长的道路还很长,但八岁的思延和慕言已经明白:真正的特别,不是天赋异禀,而是让这份天赋照亮自己,也温暖他人。
而明天,永远会有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