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房

筒子楼的拥挤和嘈杂尚能忍受，但随着林栋哲迈入二年级，宋芝芝也背起小书包成了育红班（幼儿园）的“高材生”，一个现实的问题像沉重的铅块，压在了林家饭桌上——上学路，太远了。

嘉丰机械厂地处城西边缘，算是当时的“郊区”，而厂里职工子女对口的职工子弟小学，却在城东。这几乎意味着要横穿整个苏州城。

八十年代末的苏州城，公共交通远谈不上便利。寥寥几路公交车线路固定，班次稀疏得像老年人的牙齿，挤上去需要运气和蛮力。自行车是绝对的主力军，但让八九岁的孩子自己骑车穿越半个城，车流人流混杂，安全隐患让哪个家长敢放心？

于是，每天清晨，天还蒙蒙亮，厂区宿舍楼就会上演一场悲壮又忙乱的“迁徙”。

“栋哲！芝芝！快起床！要迟到了！”宋莹的嗓门是每天清晨不变的闹钟，比公鸡打鸣还准。

林栋哲通常是把脑袋往被子里埋得更深，发出痛苦的呻吟。而宋芝芝则会一骨碌爬起来，自己摸索着穿衣服，虽然扣子偶尔会扣错位。

匆匆扒拉几口稀饭馒头，林武峰或者宋莹就得推出那辆沉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前杠上绑个小棉垫，坐着宋芝芝，后座上驮着迷迷瞪瞪、抓着父亲衣角的林栋哲。

然后，这负重前行的“坐骑”便汇入由几十辆类似自行车组成的洪流，叮叮当当地驶出厂门，冲向依旧灰蒙蒙的街道。

夏天还好，清晨的风还算凉爽。最难熬的是冬天。苏南的冬天，湿冷入骨。天还没亮透，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林栋哲坐在后面，冻得直流鼻涕，拼命把脸往父亲的后背上埋。坐在前面的宋芝芝被裹成一个球，只露出两只眼睛，长长的睫毛上很快结起一层白霜。

下雨天更是灾难。笨重的雨衣罩住了大的，罩不住小的。往往到了学校，林栋哲的裤腿鞋子全湿了，冷冰冰地黏在腿上，一上午都暖不过来。宋芝芝也好不到哪里去，小辫子被雨打湿，耷拉在额前。

放学亦然。别的同学都能三五成群走路回家，他们必须眼巴巴地等着父母下班来接。厂里下班时间又不固定，很多时候，兄妹俩就蹲在小学门口的水泥台阶上，看着天色一点点暗下去，路灯一盏盏亮起来，肚子饿得咕咕叫。

林栋哲的怨气与日俱增。

“凭什么我们要跑这么远上学！吴胖子他们厂的小学就在隔壁！”他在饭桌上摔筷子，“今天我们班王雷他爸开车来接的！小汽车！突突突就开走了！我们呢？天天坐这破自行车！屁股都颠成八瓣了！”

“有的坐就不错了！挑三拣四！”林武峰瞪他一眼，自己却也叹了口气。每天来回近两个小时的奔波，大人孩子都筋疲力尽。

宋莹更是发愁：“这天天风吹雨淋的，孩子身体怎么吃得消？眼看天越来越冷了。”

家庭的低气压因此持续弥漫。林武峰和宋莹私下里也没少为这事发愁、商量，甚至去找过厂领导，但厂子效益一般，解决职工子女入学问题并非易事，只能反复强调“克服困难”、“厂里也在想办法”。

相比之下，宋芝芝的反应平静得多。她从不抱怨，坐在自行车前杠上时，要么低头看自己膝盖上摊开的看图识字卡片，要么就睁着大眼睛安静地看着街景人流，偶尔还会冒出些让人哭笑不得的问题。

“爸爸，为什么那个阿姨的头发像鸡窝？”

“妈妈，卖茶叶蛋的老奶奶手为什么那么黑？”

“哥哥，你流鼻涕为什么不擦？书上说会生病的。”

她这种超乎年龄的淡定，有时候反而更让林武峰和宋莹心里不是滋味，觉得亏欠了小女儿。

转机发生在一个深秋的下午。

那天林武峰厂里临时加班，来不及接孩子，打电话托邻居捎话，让兄妹俩在小学门口等着，他晚点去。

结果邻居把话传错了时间。等林武峰心急火燎地赶到小学时，天已经彻底黑透了，校门口空荡荡，只有寒风卷着落叶打旋儿。

林武峰当时头皮就炸了，魂飞魄散地四处寻找呼喊。

最终，他在距离校门口两百多米的一个街角公用电话亭旁边，找到了两个小豆丁。

电话亭昏黄的灯光像一个小小的、温暖的岛屿，把他们笼罩其中。宋芝芝正踮着脚尖，努力地想去够投币口，小脸绷得紧紧的。林栋哲则站在她身后，一边冻得跺脚，一边警惕地左右张望，手里还紧紧攥着半块不知道哪来的砖头，像是在给妹妹站岗。

“芝芝！栋哲！”林武峰冲过去，声音都变了调。

“爸！”林栋哲看到父亲，嘴一瘪，差点哭出来，手里的砖头“哐当”掉在地上。

宋芝芝回过头，看到爸爸，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小大人似的松了口气，指着电话机说：“爸爸，我和哥哥想给你打电话，但是钱不够，投进去又吐出来了。”

林武峰一把将两个孩子紧紧搂进怀里，冰凉的棉袄膈得人生疼，他的心却像被泡在热水里，又酸又胀。他这才注意到，电话亭避风，地上还相对干净，显然是女儿挑的地方。

“谁让你们在这等的？吓死爸爸了！”林武峰后怕不已，声音发颤。

“妹妹说的，”林栋哲抽着鼻子，“她说校门口黑，坏人多。这里亮，还有电话。”

林武峰看向怀里的小女儿。宋芝芝眨了眨眼，很认真地说：“书上说，遇到困难要找警察叔叔，或者打公用电话。爸爸，下次你再不来，我就真的打110了。”

女儿的超常冷静和儿子的惊慌失措形成鲜明对比。林武峰抱着两个孩子，看着远处漆黑漫长的归家路，再想想每天清晨的奔波，一种前所未有的决心猛地攥住了他。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这件事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林武峰和宋莹下了狠心，必须尽快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

几天后，家庭会议再次召开，气氛比讨论分房时更加凝重。

“调工作！”林武峰语气斩钉截铁，“我想办法往城东的厂子调，或者你换个离学校近的单位！哪怕工资低点也行！”

“对！必须调！”这次，连一向觉得“克服一下”就行的宋莹也态度坚决，“孩子太小，天天这么跑不是办法！这次是等不到，万一下次出别的事呢？”

林栋哲虽然不太懂调工作的具体含义，但知道这意味着可能不用再起早贪黑，立刻举双手双脚赞成：“调！赶紧调！我要睡觉！”

所有人的目光，下意识地都落在了家里最小的成员身上。

宋芝芝正拿着根铅笔，在一张废报纸的边上画着什么，闻言抬起头，看看爸爸，又看看妈妈，最后目光落在哥哥那张迫切的脸上一—他的鼻涕又快流到嘴里了。

她放下铅笔，把小身子坐得直直的，用她那特有的、清晰的小奶音，一锤定音：

“我同意。但是爸爸，新单位要有托儿所，不然妈妈上班不方便。”

她顿了顿，补充了最关键的一句，逻辑清晰得可怕：

“还有，哥哥的鼻涕，得买条新手帕天天带着，太脏了，影响市容。”

林栋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