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朝阳刚染红天际，我拖着行李箱走进机场，顺利办完登机手续后，在机舱里找到自己的座位。刚坐下系好安全带，旁边一位穿着碎花衬衫的阿姨就笑着搭话：“小伙子，看着挺精神的，今年多少岁啦？”
我转过头，礼貌地笑了笑：“阿姨，我29岁了。就是身高不算高，跟我朋友程川泈一样，都是180厘米，在我们朋友圈里算最矮的。”
阿姨闻言挑了挑眉，好奇地问：“180还矮呀？那你们朋友里最高的得多高？”
“最高的是我们认识的山东外交官，叫林沂潍，”我想起林沂潍那挺拔的身影，忍不住笑了，“他有1米95呢，毕竟山东人普遍高，他往那儿一站，我们都得仰着头跟他说话。不过他性格有点意思，跟我们认识的一个美国人一样‘坏’——就是那个叫加布里埃尔·米勒的，俩人凑一块儿，总爱琢磨着怎么逗我们。”
“哦？你还有美国朋友啊？”阿姨眼睛一亮，语气更热络了，“是女的还是男的呀？叫什么名字来着，你再说说？”
“是男的，叫加布里埃尔·米勒，”我补充道，想起之前和加布里埃尔相处的趣事，忍不住“吐槽”起来，“说他‘坏’，其实就是爱开玩笑。上次我们一起去吃火锅，他明明不能吃辣，还硬要跟我们抢特辣锅底，结果吃了两口就辣得直冒汗，还嘴硬说‘这辣度刚刚好’，最后偷偷喝了三瓶冰可乐才缓过来。还有一次，他学中文，把‘我吃饱了’说成‘我吃爆了’，逗得我们笑了好半天。”
阿姨听得哈哈大笑，连连说：“这外国小伙子还挺可爱的！你们这些年轻人，朋友遍布各地，真好。”
我笑着点头，和阿姨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从外国友人聊到台湾的小吃，又说到大陆的变化。阿姨听得很认真，还不时感慨：“现在交通多方便啊，你从北京飞台湾也就几个小时，不像以前，想见个面都难。咱们都是一家人，就该多走动走动。”
不知不觉间，飞机开始降落，透过舷窗能看到台湾熟悉的海岸线。下飞机、取行李、走出机场，呼吸着家乡熟悉的空气，心里既踏实又有些牵挂——踏实的是终于能见到父母，牵挂的是北京的朋友们，不知道何冀新有没有顺利带叶豫澄去医院，程川泈的身体又怎么样了。
回到家，父母早就做好了我爱吃的卤肉饭和蚵仔煎，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聊着家常，温馨的氛围冲淡了不少焦虑。晚上躺在床上，窗外是家乡熟悉的夜色，耳边能听到远处夜市隐约的热闹声，我翻了个身，拿出手机给何冀新发了条消息：“冀新，今天带哥去医院了吗？情况怎么样？”
等了一会儿没收到回复，大概是他们还在忙。我放下手机，闭上眼睛，心里默默想着：希望叶豫澄没事，希望程川泈能好好的，也希望这三个月的时间，能慢一点，再慢一点。伴着家乡的夜色，我渐渐睡去，梦里都是和朋友们一起吃螺蛳粉、聊趣事的热闹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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