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九月二日，凌晨四点五十七分。
K238次列车像一只锈迹斑斑的长虫，喘着粗气，从呼和浩特一路向南爬行。硬座车厢的灯管半明不暗，偶尔闪两下，像垂死之人回光返照的眨眼。南康白起坐在靠窗的位置，额头抵着冰凉的玻璃，看窗外夜色被铁轨撕成一条一条。
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领口磨出了毛边，袖口沾着母亲凌晨三点在灶台前为他煎鸡蛋时溅上的油星。帆布包塞在脚边，鼓囊囊地顶着小腿，里面两件T恤、一条牛仔裤、一本《楚辞》、三百块钱——姐姐攒了半年稿费，趁母亲去院里收衣服时，偷偷塞进他枕头底下。
车厢里弥漫着复杂的气味：泡面的辛辣、婴儿的奶腥、男人的汗酸、女人的雪花膏。空气浑浊得像一锅煮过头的汤。南康把鼻尖贴在窗缝，努力嗅外面掠过的夜风，风里有潮湿的泥土味，还有一点点远村稻草燃烧的焦甜。
对面坐着一个中年男人，怀里抱一根用麻绳捆着的铺盖卷，鼾声如雷。男人每打一次呼噜，铺盖卷里就窸窸窣窣掉出几粒黄豆，滚到南康鞋边。南康弯腰捡起一粒，在指腹间捻了捻，豆皮粗糙的触感让他忽然想起母亲粗糙的手——那双手在昏黄灯泡下给他缝纽扣，针尖不时扎到指腹，冒出一粒血珠，母亲随手在围裙上抹掉，笑着骂他“毛手毛脚”。
列车过张家口时，天色开始发青。云层像被撕开一道口子，露出里面淡金色的馅。南康把《楚辞》从包里抽出来，翻到折了角的那页，是《湘君》：“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他小声念了一遍，又念一遍。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却惊醒了旁边打盹的老太太。老太太戴碎花头巾，怀里抱着一只系红绳的母鸡。母鸡睁开眼，黑豆似的眼珠盯了南康两秒，又傲慢地闭上。
“学生伢子，去长沙读书？”老太太问。
南康点点头。
“长沙好哇，橘子洲头，***。”老太太用浓重的湘西口音说，“就是冬天冷得咬人，夏天热得脱皮。”
南康笑了笑，没接话。他其实想说，自己不是去读书，是去逃命——逃到没有牛羊、没有草原、没有“男人就该骑马喝酒娶媳妇”的地方。但他最终只是抱紧了帆布包，把下巴埋进衣领。
列车过武昌，车厢里忽然骚动起来。列车员推着小车卖盒饭，米饭上盖两片薄薄的腊肠，五块钱一份。南康摸了摸口袋里的钱，犹豫了一下，还是站起来。他刚走到过道，列车一个急刹，整车人集体前倾。南康没站稳，扑在前面人背上。那人回头，是张年轻的脸，眉骨很高，眼睛像两粒浸在冰里的黑葡萄。
“对、对不起。”南康连忙道歉。
那人咧嘴一笑，露出虎牙：“没事，车晃得厉害。”
南康买了盒饭回来，发现那人坐在了自己原来的位置——老太太已下车，座位空了出来。那人拍拍身边：“挤挤，行吗？我站了六个小时了。”
南康坐下，两人肩膀碰肩膀。那人自我介绍：“张骏，中南大学土木系大三，迎新志愿者。”
“南康白起。”他顿了顿，补充，“新生。”
张骏“哦”了一声，眼睛弯成月牙：“内蒙古的？”
南康低头看自己胸前别着的小牌，果然写着“内蒙古通辽”。他耳根发烫，像被老师抓到作弊的小学生。
张骏却毫不见外，伸手从背包里掏出一包麻辣豆干，撕成两半，递给他一半：“长沙人爱吃辣，你先练练。”南康咬了一口，辣得眼泪瞬间涌上来。张骏哈哈大笑，从水壶里倒了杯凉白开给他。
列车继续南行。窗外的景色开始变化：北方的玉米地变成了南方的水稻田，土坯房变成了青砖黛瓦，空气里多了潮气，像有人拧开了一只巨大的加湿器。南康趴在窗边，看远处山脊上缭绕的云雾，忽然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像一枚生锈的锁，被一只温热的手轻轻拧开了一条缝。
傍晚六点二十七分，列车驶入长沙站。月台上人潮汹涌，广播里女声机械地重复：“接亲友的同志请不要越过黄线。”张骏帮南康把帆布包从行李架上拽下来，包带断了，东西撒了一地。《楚辞》摊开的那页正好朝上，是张骏弯腰帮他捡起的。
“‘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张骏念出句子，抬头冲他笑，“走吧，逍遥去。”
南康跟在张骏身后，穿过嘈杂的月台。长沙九月的空气像一块浸了辣椒水的毛巾，猛地捂住他的口鼻。他却没觉得难受，反而深吸了一口气。
那一刻，他并不知道，自己将在这座城市度过一生最明亮的七年，也将在这里，亲手把余生最黑的一段夜，种进湘江。
但他闻到了风里的桂花味，看见了远处霓虹灯在雨里晕开的红，听见张骏回头冲他喊：
“快点，新生校车要开喽！”
于是他跑了起来。
帆布包在背后一甩一甩，像一条笨拙却快乐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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