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偏安江左的风雨百年

永嘉五年（311年），匈奴铁骑踏破洛阳，晋怀帝被俘，中原陷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境。三年后，长安失守，晋愍帝出降，西晋正式覆灭。此时，琅琊王司马睿在世家大族的簇拥下，于建康（今南京）登基称帝，改元建武，是为晋元帝，东晋的历史大幕就此拉开。这个偏安江左的王朝，在士族与皇权的博弈、北伐与内斗的交织中，走过了一百零三年的风雨历程，留下了无数令人唏嘘的故事。

东晋建立之初，皇权虚弱如风中残烛。司马睿本是西晋皇室的远支，在江南毫无根基，若没有北方南迁士族与江南本土士族的支持，根本无法立足。其中，琅琊王氏的功劳最为卓著。王导作为司马睿的首席谋臣，一手策划了“新亭对泣”的名场面——当南迁士族在新亭宴饮，有人感叹“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众人悲泣之时，王导厉声驳斥：“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这番话不仅稳定了人心，更将士族力量凝聚在司马睿麾下。

登基大典上，司马睿竟拉着王导一同坐上龙椅，要与他共享天下，虽被王导婉拒，但“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就此定调。王导主内，任丞相总揽朝政；其堂兄王敦主外，手握重兵镇守荆州。王氏子弟遍布朝野，一时之间，“王家门生故吏满天下”。这种士族专权的模式，贯穿了东晋始终，也为王朝的动荡埋下了伏笔。

永昌元年（322年），王敦因不满司马睿试图削弱士族权力，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叛乱，顺江而下直逼建康。守军望风披靡，司马睿被迫求和，甚至对王敦说：“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当归琅琊以避贤路。”这场叛乱虽以王敦退回荆州告终，却彻底暴露了皇权的脆弱。次年，司马睿在忧愤中病逝，临终前将太子司马绍托付给王导，可见其对士族的依赖与无奈。

东晋一朝，“克复神州”始终是朝野上下的执念，无数仁人志士投身北伐，却大多在内部倾轧中功败垂成，祖逖与桓温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祖逖出身北方士族，永嘉之乱后率亲族乡党南迁。他深知中原沦陷之痛，向司马睿请缨北伐，却只得到一千人的粮饷和三千匹布帛，连兵器都需自筹。即便如此，祖逖仍毅然率部渡江，船至中流时，他击楫立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这掷地有声的誓言，便是“中流击楫”的由来。

北伐初期，祖逖军纪严明，与百姓秋毫无犯，沿途坞堡纷纷归附。他先败后赵大将石勒的部下，又收复谯城（今安徽亳州），逐步将势力推进到黄河沿岸。石勒慑于其威名，竟主动派人修缮祖逖祖父的坟墓，并送来礼品求和。正当祖逖准备挥师北渡黄河时，朝廷却任命戴渊为征西将军，节制北方军事。戴渊虽有声望，却毫无北伐经验，更对祖逖处处掣肘。同时，王敦叛乱的阴云日益浓重，朝廷无暇北顾。祖逖见北伐无望，忧愤成疾，最终病逝于雍丘（今河南杞县），时年五十六岁。他死后，其部众溃散，收复的失地再度沦陷，“闻者如丧考妣”，百姓为他立祠纪念，以寄哀思。

半个世纪后，桓温成为北伐的主导者。他出身谯国桓氏，凭借平定成汉政权的战功崭露头角，逐渐掌握了东晋的军事大权。永和十年（354年），桓温第一次北伐，亲率四万大军从江陵出发，翻越秦岭，在蓝田大败前秦军队，直抵长安近郊。当地百姓“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老人流泪道：“不图今日复见官军！”然而，前秦苻坚采取“坚壁清野”之计，烧毁了城外的麦田，晋军粮草断绝，桓温被迫撤退，此次北伐虽声势浩大，却未能巩固战果。

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第二次北伐，攻克洛阳，修复了西晋皇陵，并上表请求朝廷迁都洛阳。但此时江南士族早已安于现状，迁都提议遭到一致反对。桓温无奈，只得留下部将镇守洛阳，自己返回建康。不久后，洛阳再次被前燕攻占。太和四年（369年），桓温发动第三次北伐，目标是前燕。初期晋军进展顺利，攻克壶关（今山西长治）、枋头（今河南浚县），逼近邺城（今河北临漳）。但前燕以割地为条件请前秦出兵相助，晋军在秦燕联军的夹击下大败，损失惨重。

三次北伐的失败，不仅让东晋失去了收复中原的最佳时机，更让桓温的野心彻底暴露。他返回建康后，废黜晋废帝司马奕，立司马昱为帝（晋简文帝），权势达到顶峰。临终前，桓温多次暗示朝廷给自己加九锡（古代帝王赐给权臣的最高礼遇，常为篡权前奏），却被谢安、王坦之等士族领袖以“修改诏文”为由拖延，直至他病逝，加九锡之事仍未办成。桓温的北伐，终究沦为他争夺权力的工具，徒留“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的狂言，令人扼腕。

太元八年（383年），前秦苻坚在统一北方后，亲率八十七万大军南下，号称“百万之众”，欲一举吞并东晋。消息传到建康，朝野震动，百官惊慌失措，连孝武帝司马曜也坐立难安。此时，谢安以丞相之职主持朝政，他沉着冷静，力排众议，任命弟弟谢石为征讨大都督，侄子谢玄为前锋都督，率八万“北府兵”迎敌。

北府兵是谢玄在广陵（今江苏扬州）招募的北方流民组成的军队，这些流民饱受战乱之苦，对前秦有着刻骨的仇恨，且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战前，谢玄向谢安请示破敌之策，谢安却只说“已别有旨”，随后便带着亲友去山中别墅游玩，还与谢玄下棋赌别墅。棋局中，谢玄心神不宁，频频失误，最终输给了谢安。其实，谢安早已暗中部署妥当，他的镇定自若，不过是为了稳定人心。

两军在淝水两岸对峙。苻坚登寿阳城眺望，见晋军阵列整齐，又误将八公山上的草木当作晋军伏兵，不禁感叹：“此亦劲敌也，何谓少乎？”这便是“草木皆兵”的由来。谢玄深知敌众我寡，不宜久拖，于是派人向秦军提议：“请秦军稍退，让晋军渡过淝水后再决一死战。”苻坚认为可趁晋军半渡之时发动突袭，便同意了提议。

然而，秦军多为各族降兵，人心涣散，一旦后撤便失去了秩序。谢玄抓住机会，率部迅速渡河，猛击秦军前锋。同时，晋军降将朱序在秦军阵后大喊：“秦军败矣！”秦军士兵信以为真，纷纷溃逃，自相践踏，死伤无数。苻坚在混乱中中箭，单骑逃回北方。经此一役，前秦元气大伤，不久后便分崩离析，东晋则趁势收复了徐、兖、青、司等州郡，迎来了短暂的稳定。

淝水之战后，谢安的声望达到顶峰，但也引起了孝武帝的猜忌。孝武帝重用弟弟司马道子，排挤谢氏家族。谢安被迫离开建康，前往广陵避祸，不久后病逝。“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曾经煊赫一时的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终究逃不过皇权与士族博弈的轮回。

淝水之战后的和平并未持续太久。孝武帝死后，晋安帝司马德宗即位，此人智力低下，无法理政，朝政落入司马道子与其子司马元显手中。司马氏父子腐败无能，横征暴敛，激起了孙恩、卢循起义。起义军转战东南沿海，一度逼近建康，虽最终被镇压，却极大地动摇了东晋的统治根基。

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桓温之子桓玄趁机崛起。他凭借桓氏家族的声望，收拢兵权，于元兴元年（402年）以“讨伐司马元显”为名起兵，攻入建康，处死司马道子父子，自封为丞相、楚王。元兴二年（403年），桓玄逼迫晋安帝禅位，建立“楚”政权，史称“桓楚”。东晋看似走到了尽头。

但桓玄称帝后，生活奢靡，政治腐败，很快失去了人心。北府兵将领刘裕趁机在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率领一千七百余人讨伐桓玄。刘裕出身寒微，曾以卖草鞋为生，却极具军事才能。他率领的北府兵旧部作战勇猛，屡败桓玄军队。桓玄仓皇逃离建康，不久后在江陵被杀，桓楚政权覆灭。

刘裕将晋安帝迎回建康，重新拥立晋室，但此时的东晋早已名存实亡，朝政大权尽归刘裕。刘裕凭借北伐南燕、西灭后秦的战功，积累了足够的威望，于元熙二年（420年）逼迫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建立刘宋政权。东晋就此灭亡，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

东晋虽在政治上动荡不安，却在文化上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玄学的盛行、山水诗的兴起、书法艺术的成熟，共同勾勒出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王羲之以“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书法被誉为“书圣”，他的《兰亭集序》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位名士在会稽山阴的兰亭雅集，众人饮酒赋诗，王羲之挥毫写下《兰亭集序》，记录下“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良辰美景，也流露出“死生亦大矣”的人生感慨。

陶渊明则在乱世中开辟了另一片精神天地。他出身士族，却厌倦了官场的黑暗与虚伪，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官归隐。他的《桃花源记》描绘了一个“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理想社会，寄托了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归去来兮辞》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更是成为中国文人归隐情怀的千古绝唱。

此外，顾恺之的绘画“迁想妙得”，《女史箴图》《洛神赋图》流传千古；郭璞的《尔雅注》为古籍研究奠定基础；干宝的《搜神记》开创了志怪小说的先河。这些文化成就，如同黑暗中的星光，照亮了东晋偏安的岁月。

东晋的一百零三年，是皇权旁落、士族纷争的百年，也是北伐无门、壮志难酬的百年，更是文化璀璨、精神自由的百年。它诞生于乱世，在风雨飘摇中维系着汉文化的血脉，最终在历史的浪潮中落幕。当刘裕登基称帝的钟声响起，江左的烟雨依旧朦胧，只是那座见证了“王与马”的建康城，已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