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5年，洛阳宫城的权力更迭悄然发生。晋王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登基称帝，定国号为“晋”，史称西晋。这场看似平稳的政权交接，实则是司马家族三代人苦心经营的结果——从司马懿装病夺权，到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把控曹魏朝政，司马氏早已成为魏国实际的掌权者。西晋的建立，终结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却因自身的制度缺陷与统治阶层的腐朽，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典型王朝。
西晋建立初期，司马炎展现出难得的明君姿态。他吸取曹魏灭亡的教训，认为宗室力量薄弱是皇权易主的关键，于是恢复分封制，将同姓子弟27人封为王，允许他们在封国拥有军队与行政权，试图以宗室藩屏中央。同时，他推行“占田制”与“课田制”，承认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权，鼓励垦荒种地，减轻赋税徭役。这些政策迅速激发了社会活力，农业生产逐渐恢复，人口数量稳步增长。
公元280年，西晋举全国之力伐吴，吴主孙皓投降，分裂近百年的中国重归统一。统一后的西晋迎来了短暂的繁荣期，史称“太康之治”。据《晋书》记载，太康年间“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洛阳城商铺林立，粮价低廉，街头巷尾不乏欢声笑语。当时的文人左思写下《三都赋》，描绘蜀、吴、魏三国都城的繁华景象，文章问世后洛阳豪族争相传抄，竟导致“洛阳纸贵”，成为太康年间文化繁荣的缩影。
然而，这层繁荣的面纱下，早已潜藏着深刻的危机。司马炎在统一后逐渐沉溺于享乐，丧失了初期的进取之心。他后宫妃嫔多达万人，为了挑选侍寝者，竟发明“羊车望幸”的荒唐方式——每日乘坐羊车在后宫游荡，羊车停在哪个妃嫔的宫殿前，便留宿何处。皇帝的奢靡之风迅速蔓延至整个统治阶层，大臣们纷纷效仿，攀比成风。太傅何曾每日伙食费高达万钱，却仍抱怨“无下箸处”；石崇与王恺的斗富故事更是流传千古——王恺用麦芽糖刷锅，石崇便以蜡烛当柴烧；王恺用紫丝布做成长达四十里的步障，石崇就用锦缎做出五十里的步障；晋武帝不仅不加以制止，反而暗中资助王恺，助长了奢靡攀比的歪风。
统治阶层的腐败不仅体现在生活享乐上，更渗透到政治制度的骨髓。西晋沿用曹魏的“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但这一制度早已沦为门阀士族垄断权力的工具。中正官由士族子弟担任，评定人才时只看家世背景，不重真才实学，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寒门子弟即便才华横溢，也难有出头之日；而士族子弟凭借家世，无需努力便可身居高位。这种不公平的选官制度，严重挫伤了社会活力，也让西晋的官僚体系变得臃肿低效。
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病逝，太子司马衷即位，是为晋惠帝。司马衷天生愚钝，流传最广的故事便是“何不食肉糜”——当大臣奏报百姓因饥荒无粮可食时，他竟疑惑地问：“没有粮食，为什么不吃肉粥呢？”这样的皇帝自然无法掌控朝政，政权很快落入皇后贾南风手中。
贾南风心狠手辣且野心勃勃，为了独揽大权，她设计杀害了辅政大臣杨骏，随后又联合宗室诸王铲除异己。公元291年，贾南风密召楚王司马玮入京，诛杀了汝南王司马亮与卫瓘，事后却以“矫诏”为由处死司马玮，将朝政牢牢握在自己手中。贾南风的专权引发了宗室诸王的不满，而司马炎当初分封的诸侯王，此时因手握兵权，成为觊觎皇权的潜在力量。
公元300年，贾南风因忌惮太子司马遹的威胁，设计将其废黜并杀害。这一行为成为“八王之乱”的导火索。赵王司马伦率先起兵，以“为太子报仇”为名攻入洛阳，杀死贾南风，自立为帝。司马伦的篡位之举激起了其他诸侯王的反对，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联合起兵讨伐司马伦，一场席卷全国的宗室混战就此爆发。
此后的十几年间，诸侯王们为了争夺皇权相互攻伐，洛阳、长安等重镇多次沦为战场。齐王司马冏攻入洛阳后，废掉司马伦，拥立晋惠帝复位，自己则独揽大权；不久后，河间王司马颙与长沙王司马乂起兵讨伐司马冏，司马乂杀司马冏掌权；随后，司马颙又联合成都王司马颖攻打司马乂，洛阳城被围数月，城内粮食断绝，出现人吃人的惨状，最终司马乂兵败被杀。
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在混战中胜出，毒死晋惠帝，拥立司马炽即位，是为晋怀帝。持续16年的“八王之乱”终于结束，但这场内乱给西晋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战乱导致中原地区人口锐减，经济凋敝，洛阳、长安等繁华都市化为废墟；宗室诸王相互残杀，朝廷权威荡然无存；更严重的是，边疆的少数民族趁中原内乱，纷纷起兵南下，西晋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
西晋建立之初，为了弥补中原地区因战乱造成的人口损失，朝廷允许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内迁。这些少数民族在边疆地区定居，与汉族杂居，但长期受到汉族地主的压迫与歧视，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八王之乱爆发后，少数民族贵族趁机崛起，其中以匈奴贵族刘渊最为突出。
刘渊是匈奴冒顿单于的后裔，因先祖与汉朝和亲，改姓刘。他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文武双全，却因少数民族身份在西晋官场备受排挤。八王之乱时，刘渊被成都王司马颖招为部下，驻守邺城。公元304年，刘渊在匈奴贵族的支持下，于左国城（今山西离石）起兵反晋，自立为汉王，国号“汉”（后改为“赵”，史称前赵）。
刘渊以“恢复汉室”为名号召天下，得到了许多不满西晋统治的汉族与少数民族百姓的响应，势力迅速壮大。他多次派兵攻打西晋都城洛阳，虽然初期未能成功，但极大地动摇了西晋的统治根基。公元310年，刘渊病逝，其子刘聪即位。刘聪继续对西晋发动进攻，公元311年，汉赵军队攻破洛阳，俘虏晋怀帝，纵兵烧杀抢掠，洛阳城再次遭受重创，史称“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后，西晋朝廷并未就此覆灭。部分大臣在长安拥立秦王司马邺即位，是为晋愍帝，试图延续西晋统治。但此时的西晋已经名存实亡，朝廷所能控制的区域仅局限于关中一隅，且缺乏足够的兵力与物资。公元316年，汉赵军队围攻长安，城内粮草断绝，晋愍帝走投无路，出城投降。次年，晋愍帝被刘聪杀害，西晋正式灭亡。
从公元265年建立到公元316年灭亡，西晋仅存在了51年。这个曾结束分裂、开创盛世的王朝，最终因统治阶层的腐朽、制度设计的失误与民族矛盾的激化，走向了覆灭。西晋的灭亡，不仅让中原地区陷入了长达三百年的分裂战乱（南北朝时期），更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大量汉族百姓为躲避战乱南迁，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程。西晋的兴衰，成为后世王朝引以为戒的历史镜鉴，警示着统治者：即便拥有统一的疆域与繁荣的表象，若失去民心、制度失当，王朝的崩塌也只在旦夕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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