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温

林砚的手在触及墓碑上“沈知行”三个字时，指尖的冻疮又开始发疼。北方的冬天总来得早，去年这个时候，沈知行还会把他的手揣进自己大衣内袋，指尖裹着对方胸膛的温度，连风都暖了些。

他们曾在同一间画室待了七年。沈知行总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落在他勾勒线条的手腕上，像镀了层薄金。林砚习惯在画架后看他，看他为了调准一抹暮色，反复蘸取颜料，直到指尖沾了满手灰蓝。那时他们不说爱，只在深夜画室锁门前，分食一块冷掉的面包，在月光下碰一碰装满热水的搪瓷杯。

变故是在沈知行拿到国外美术馆邀请那天来的。林砚在画室等他，桌上摆着刚烤好的饼干，却等来了沈知行母亲的电话。老太太的声音很轻，却像冰锥扎进耳朵：“知行有哮喘，国外气候湿冷，他去不了。林先生，你能不能……离他远些？”

林砚没告诉沈知行这个电话。他只是在第二天，把画架上那幅未完成的《暮色》翻了面，换上新的画布。沈知行来的时候，看见他在画静物，苹果的阴影涂得很重，几乎要压垮整个画面。“怎么不画风景了？”沈知行走过来，想碰他的画笔，却被林砚侧身躲开。

“没意思。”林砚的声音很哑，“我想考本地的师范，以后当老师。”

沈知行的动作顿住了。他盯着林砚的侧脸，看了很久，最后只说：“好。”

那之后他们就疏远了。林砚搬离了合租的公寓，把沈知行送的围巾留在了衣柜最底层，每次整理衣物时看见，指尖都要蜷很久。他偶尔在美术馆遇见沈知行，对方身边跟着医生，手里攥着哮喘喷雾，看见他时，眼神亮了亮，却只是点了点头，就被母亲拉着走远了。

今年春天，林砚接到医院的电话时，正在给学生改画。电话里护士的声音很平静：“沈知行先生的遗嘱里，说要把他的画具留给你。”

他去了沈知行的病房，窗户开着，风把桌上的画纸吹得哗哗响。画纸上全是他的样子——坐在画架后咬着铅笔，蹲在地上捡颜料管，靠在窗边打盹。最后一张画没画完，只画了半只手，指尖沾着灰蓝，和当年那幅《暮色》一模一样。

护士说，沈知行走的时候很安静，手里还攥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林砚的手怕冷，冬天要记得揣进大衣里。”

现在林砚蹲在墓碑前，把带来的饼干放在石台上。风卷着雪粒子打在脸上，他却不觉得冷，只是指尖的冻疮越来越疼，像有无数根细针在扎。他想告诉沈知行，今年冬天他买了很厚的手套，想告诉沈知行，他终于画完了那幅《暮色》，可话到嘴边，却只变成了一声很轻的叹息。

雪越下越大，把墓碑上的名字盖得越来越浅。林砚站起身，把围巾裹得紧了些，转身慢慢走远。风里好像还留着沈知行的温度，可他伸出手，却什么都抓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