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老虎

共和国历2年的1月，寒风依旧凛冽，但一场比严冬更为猛烈的风暴，正以星罗城为中心，席卷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真理报》那篇著名的社论，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化为滔天巨浪。

“如果有人阻碍群众运动，无论他的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他的上级都应该坚决把他撤职。如果是因为他自己手上不干净所致，则还应受到法律制裁。”

这斩钉截铁、毫不留情的论述，通过报纸、广播、传单，瞬间传遍大江南北。它像一把尚方宝剑，悬在了每一个可能心存犹豫或抗拒的干部头顶，更像一剂强心针，注入了无数普通群众的心田。长期以来，对于“官老爷”们那种或明或暗的畏惧，在这一刻被官方赋予的勇气所取代。

1月19日，中直总社委召开的千人高级干部会议，将这场风暴推向了第一个高潮。

会场设在昔日的帝国大竞技场，如今更名为“共和国群众集会中心”。宏伟的穹顶之下，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核心干部，他们神色各异，有的凝重，有的坦然，也有的目光闪烁，坐立不安。

霍雨辰没有出席，但会议完全按照他定下的基调进行。主持会议的米哈伊尔，没有冗长的开场白，他站在台上，声音通过魂导扩音器清晰地传到每个角落，冰冷而充满压力：

“同志们，运动已经展开，但蛀虫隐藏得很深！现在，到了集中火力，抓‘大老虎’的时候了！”他用了这个形象又带着几分肃杀气的词，“那些窃据高位，贪污数额巨大，影响极其恶劣，阻碍运动开展的，就是我们要重点打击的‘大老虎’！无论他过去有多大功劳，无论他有什么背景，只要是‘老虎’，就必须打掉！”

“打老虎！”台下有人忍不住低声重复，这个词迅速在会场蔓延，带着一种混合着兴奋与紧张的悸动。

会议宣布了更为具体的部署和要求，压力被层层传导下去。每一位高级干部都清楚，自己不仅是运动的领导者，也可能成为被审视的对象。

进入2月，运动再次加码。 中央下达明确要求：县以上社员干部，均须在一定规模的会议上，作一次深刻的自我批评，公开检讨自身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检讨不深刻、流于形式的，必须重作！

这一要求，像是一场灵魂的“地震”，在干部群体中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在星罗城苏维埃大楼的会议厅里，第一批高级干部的自我批评会开始了。台下坐着同级、下级干部的代表，还有特意邀请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他们的目光如同探照灯，聚焦在台上每一位发言者身上。

一位负责过大型工坊建设的前帝国技术官僚出身的干部，汗流浃背地检讨自己曾经接受过承建商安排的宴请，虽然金额不大，但“丧失了立场”。另一位来自军队后勤系统的干部，痛心疾首地反省在物资调配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导致前线补给一度延误……

并非所有检讨都能轻松过关。一位行省主管经济的委员，试图用“经验不足”、“认识不够”等模糊字眼搪塞，台下立刻响起了不满的议论声。来自该行省的工人代表直接站起来，列举了他所了解到的该委员亲属利用其影响经商获利的具体事例，要求他“说清楚”。场面一度十分尴尬，最终该委员被要求下去“重新准备”，进行第二次检讨。

这种“当面鼓、对面锣”的方式，极大地震撼了在场的所有干部。他们真切地感受到，权力的运行，第一次被置于如此广泛而直接的监督之下。

与此同时，在基层，群众动员以更富冲击力的形式展开。

各大城市纷纷召开规模浩大的群众大会。在广场上，在工厂的空地上，在学校的操场里，人们聚集在一起。主席台上，不仅有干部进行动员，更有苦主站出来控诉。

在北部一个工业城市的群众大会上，一位老工匠颤巍巍地举起一个劣质的齿轮，声泪俱下地控诉某供应商与厂内质检官员勾结，以次充好，导致整批设备提前报废，国家财产蒙受巨大损失。“他们偷走的不仅是钱，是材料，更是我们工人一滴汗一滴血为国家创造的心血啊！”老人的哭诉，点燃了台下数千工人的怒火，“严惩贪污犯！”“打倒官僚主义！”的口号声震天动地。

青年ABC社的宣传队发挥了无穷的创造力。他们将查实的典型案例编成活报剧，在街头巷尾演出。扮演贪污分子的演员，被“群众演员”当场揪出，进行“审判”，这种互动式的宣传，让政策的界限和运动的指向变得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一些地方甚至举办了“贪污浪费罪行展览”，将查没的赃款赃物、显示浪费的文件图表公之于众，触目惊心的实物，比任何说教都更具说服力。

法律的支持，政策的鼓励，加上领导干部（哪怕是被迫的）自我批评的实际行动，如同三股拧成的绳索，彻底激发了人民群众监督的热情。检举信像雪片一样飞向各级苏维埃和运动办公室，不仅有匿名的，更有许多是实名举报。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力量，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广度，渗透到共和国的肌体之中，推动着“三反五反”运动向着更纵深的方向发展。许多隐藏较深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真正的“大老虎”，似乎已经能听到逐渐逼近的猎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