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共和国历2年的春天，在“三反五反”运动的雷霆之势下，一股更加深沉、更加制度化的力量开始涌动——那便是被彻底动员和赋权的群众监督。中央深知，没有畅通的渠道和可靠的反馈，群众的热情终将消退，运动也可能流于形式。因此，一套旨在保障言路畅通、确保民意上达的机制被迅速建立并强化。

四月的星罗城，《真理报》编辑部灯火通明。 总编辑案头放着社中央最新下达的指示文件，上面明确写道：“报纸对于政府机关及工作人员、经济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应负批评的责任。” 更关键的是后面一句：“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

这道指示，如同解开了最后的枷锁。《真理报》率先响应，每日辟出整整两到三个版面，专门刊登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来信。这些信件，有的字迹工整，有的歪歪扭扭，有的甚至按着血红的手印，但它们共同构成了共和国肌体最真实的“体检报告”。

“北境行省冰原郡郡守，挪用教育拨款修缮自家祖宅，学子们仍在漏风的教室里上课！”

“辰雨工坊第三分厂采购主任，与不法商人勾结，以次等矿石冒充优质原料，致使一批军用魂导器核心部件提前报废！”

“红星农场场长，bureaucrat主义严重，不顾农时，强行推广不适宜本地的新麦种，导致千亩良田近乎绝收！”

这些尖锐的、指名道姓的批评，被白纸黑字地印在共和国最权威的报纸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与此同时，共和国监察部门设立的专用通讯信箱，也几乎被雪片般的来信塞满。根据各地统计，这些来信中，控告或批评干部的内容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中央对此的态度明确而坚决：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严惩打击报复者。

对待群众的批评，社的要求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报纸编辑部和监察部门将收到的批评信件分类整理，及时反馈给相关的部门和个人，并提出了硬性的回应要求：

· 如批评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必须立即在同一刊物上声明接受批评，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

· 如批评部分失实，被批评者需立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但同时必须接受批评中的正确部分。

· 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则由社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严肃处理。任何打击报复行为，一旦触及行政纪律或法律，国家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将立即介入。

这套流程确保了批评不会石沉大海，而是必然带来回应和改变。在各地的干部会议上，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某位干部拿着刊登有批评自己文章的报纸，当众进行自我批评，解释情况，承诺整改。如果台下的群众代表或同事们认为他的检讨不够深刻，未能触及灵魂，那么他必须回去重新准备，直到获得通过为止。

社中央进一步强调：“我们不能要求群众百分之百的正确，这种要求事实上是拒群众于千里之外。” 这一原则，极大地保护了群众的监督积极性，也使得一些更为隐蔽、复杂的问题得以暴露。

震动全国的“三洲县事件”便是最好的例证，也成了一个反面教材。

三洲县卫生局副局长因涉嫌贪污和失职，被群众检举揭发。然而，该县市委领导未能正确对待群众监督，不仅没有深入调查核实，反而偏听偏信，动用权力进行压制。他们命令县公安局逮捕了这位被举报的副局长，并在审讯过程中使用了肉刑和疲劳审讯，企图以此平息“事端”，掩盖可能存在的更深层次问题。

这起严重侵犯民主权利、公然对抗运动精神的案件，很快被捅到了中央。霍雨辰闻讯震怒。中央调查组迅速进驻三洲县，经查实后，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措施——直接改组三洲县市委！ 相关责任领导不仅被撤职查办，更因滥用职权、侵犯人身权利等罪名被移交司法机关。

“三洲县事件”的处理结果通过《真理报》和广播传遍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它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号：任何试图堵塞言路、压制民主、对抗群众监督的行为，无论涉及到谁，都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此案之后，人民来信数量激增。许多过去因害怕打击报复而不敢发声的群众，纷纷拿起笔，将自己目睹或经历的bureaucrat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压制民主等丑恶现象揭露出来。群众监督的洪流，冲垮了更多试图隐藏的堤坝，推动着各地的“三反”斗争向着更深、更实的方向发展。共和国正在这场运动的烈火中，锻造着一种全新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权力运行与监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