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代会

星罗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盛况。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们，如同百川归海，汇聚于此。他们中，有经历过战火淬炼、用快板和活报剧在战壕里鼓舞士气的老兵；有在土改运动中，用粗糙的双手在墙报上描绘翻身喜悦的农民画家；有从辰雨工坊走出来，用诗歌记录钢铁轰鸣的青年工人；也有曾在旧式学院受过系统教育，如今努力转变思想、寻求与新社会共鸣的学者和艺术家。他们穿着各异，口音不同，但胸前都别着一枚同样的徽章——象征文艺界大团结的“笔与锤”标记。

这便是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现场。会场设在昔日星罗帝国最大的皇家剧院，曾经回荡着靡靡之音和贵族欢笑的地方，此刻充满了激昂的讨论声和朴实无华的多音。

老画家卫明坐在靠窗的位置，神情有些复杂。 他早年留学海外，精通古典油画技法，回国后也曾为旧贵族绘制肖像，技艺精湛，却总觉得自己的艺术轻飘飘的，落不到实处。共和国成立后，他一度陷入迷茫，不知手中的笔该为何而画。此刻，他听着台上一位来自北部矿区的工人诗人，用质朴甚至略显笨拙的语言，朗诵着歌颂集体劳作的诗歌，内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那诗里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一股源自地底深处的、炽热而坚实的力量。

“这叫‘会师’！” 他身旁，一位穿着洗得发白的红军军装、脸上带着伤疤的剧作家兴奋地拍着他的肩膀，“老卫，看见没？咱们拿笔的，和拿枪的、拿锤头的、拿锄头的，今天真正坐到一起了！这才叫文艺的队伍！”

卫明喃喃道：“会师……是啊，是不同的世界会师了。”他感到自己那套引以为傲的技法，在这个崭新的、充满生命力的“世界”面前，显得有些苍白。

大会的核心议题很快明确下来：共和国需要怎样的新文艺？经过激烈的讨论，甚至是思想碰撞，最终确立了以 “现实主义” 为主导的创作方向。这意味着，文艺必须扎根于人民生活的土壤，真实地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斗争与建设，塑造鲜活的人物，表达真挚的情感。

同时，对于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大会也明确了 “批判性吸收” 的原则。一位年轻的理论家在会上发言，语气铿锵：“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古人的技巧，外国人的方法，只要是好的，我们都要学！但绝不能生吞活剥，更不能让死人统治活人，让洋人束缚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化为我们自己的血肉，用来表现我们此时此地的生活！”

更让许多像卫明这样的文艺工作者感到震撼的，是共和国给予他们的全新定位和待遇。 所有与会代表，以及全国范围内被认可的知识分子和文艺家，都被正式纳入了国家的行政、教育或文艺机构之中。卫明本人就被聘为新成立的“共和国美术学院”的教授，并评定了一定的行政级别。这意味着他们不再是旧时代“倡优蓄之”的清客，也不是挣扎在温饱线上的自由职业者，而是成为了国家建设队伍中光荣的一员，拥有了稳定的工作和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

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经济地位的极大提高。像卫明这样有名望的画家，或者那些写出畅销小说的作家、演出受欢迎的戏剧明星，开始享有“三名三高”（名作家、名演员、名艺术家；高稿酬、高工资、高待遇）的待遇。他们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可以更安心地从事创作。这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

会议期间，卫明结识了青年作家林楠。 林楠是共和国自己培养起来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出身工人家庭，充满朝气，对一切充满探求欲。他毫不客气地批评卫明早期那些脱离现实的作品是“无根的浮萍”，但也真诚地敬佩他的艺术功底。

“卫先生，”林楠目光灼灼地说，“我们现在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新文艺！这新文艺，既要继承你们老一辈在探索中形成的革命文艺传统，又要敢于创新，开出新时代的花！”

“那具体该怎么做呢？”卫明虚心地问，他感到自己在向这个年轻人学习。

“很简单，又很不简单！”林楠挥舞着手臂，“我们的笔，既要热情地赞扬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就像我们新建的钢厂，新垦的农田，新通的铁路！也要勇敢地批判社会中那些反动的、落后的现象——比如某些角落里还存在的封建思想，比如官僚主义的作风！总之，要用我们的作品，鼓舞人们继续革命，不停步地向前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林楠的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卫明心中积存已久的迷雾。他回想起自己在红星集体农庄写生时，看到的那位老农抚摸着自己分到的土地时，眼中闪烁的泪光；想起在辰雨工坊，那位女工程师为了解决技术难题，几天几夜不休息，眼中布满血丝却依然明亮的眼神……这些，不就是最鲜活、最动人的素材吗？它们既有值得歌颂的光辉，也蕴含着需要克服的艰难。

大会闭幕那天，阳光格外灿烂。卫明和林楠并肩走出“天籁宫”。卫明手中紧紧攥着一份他和林楠初步构想的创作计划——一套反映共和国工业建设者群像的系列油画。

“卫先生，感觉怎么样？”林楠笑着问。

卫明深吸一口清新的空气，望着广场上空迎风飘扬的共和国旗帜，脸上露出了许久未见的、充满活力的笑容：

“感觉像是……我的笔，终于找到了它的根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