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七传》

星罗城仿佛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风暴席卷。这场风暴的源头，是一部名为《武七传》的电影。

电影海报上，那位身着破烂衣衫、面容愁苦却目光坚定的主人公武七，几乎贴满了大街小巷。影片讲述的是旧时代一位名叫武七的贫苦农民，如何通过数十年如一日的乞讨，积攒微薄钱财，并在当地乡绅的“资助”下，兴办“义学”，让穷苦孩子也能读书识字的故事。影片的结尾，一位象征着新时代的小学教师，站在崭新的校舍前，对着孩子们慷慨陈词：“武训老先生这种精神，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一时间，赞誉之声如潮水般涌来。

《星罗文艺报》上，一位颇有名气的评论家撰文，盛赞武七是“坚韧不拔的民间圣徒”，其“教育救国”的实践是“黑暗时代的一缕微光”。

在共和国艺术宫的沙龙里，一些衣着体面的文化名流们，端着酒杯，感慨地讨论着。“看啊，这就是我们民族脊梁！”一位老诗人抹着眼角，“不靠暴力，不靠斗争，用这种最卑微也最伟大的方式，点亮文明的火种！”

甚至连一些ABC社内的知识分子，在看完影片后，也陷入了沉思。某部委的文化干部，一位曾在史莱克学院进修过的中年男子，在部门学习会上发言：“这部电影引发了我的思考。或许，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非暴力的、改良的道路，也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武七的行为，客观上毕竟让一些孩子读到了书。”

青年作家林楠带着他的工人朋友也去看了这部电影。走出影院时，他的朋友，一位憨厚的钳工，挠着头说：“林哥，这武七……是挺不容易的。可俺总觉得哪儿不对劲。俺们厂里搞技术革新，要是等老爷们发善心，怕是等到猴年马月也成不了。还是得靠自己争，靠大伙儿一起干！”

林楠若有所思，却没有立刻说话。他敏锐地感觉到，这部电影所颂扬的东西，与共和国正在进行的、轰轰烈烈的、依靠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来彻底改造社会的实践，存在着某种难以言喻的抵牾。

然而，真正的风暴，在五月底降临了。

五月二十日，《真理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由霍雨辰亲自撰写的社论，标题如同一声惊雷：《应当重视电影〈武七传〉的讨论》。

社论的开篇就定下了不容置疑的批判基调：“《武七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

文章以犀利如手术刀般的笔触，层层剖析：

“像武七那样的人，处在旧社会的人民处在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社论严厉地指出，影片将武七的行为与“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等同起来，是极其错误的，甚至是“不能容忍的”。“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历史，污蔑民族的反动宣传！”

文章进一步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更深处：“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七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最令人震动的，是社论对ABC社内部一些知识分子的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主义的ABC社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七），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七传》及其他关于武七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ABC社，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这已不仅仅是对一部电影的批评，而是上升到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度，是一场对文化界混乱思想的“总清算”。

社论发表的当天下午，林楠冲进了卫明的工作室，手里紧紧攥着那份还带着油墨味的《真理报》。

“卫先生！你看！”林楠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他将报纸拍在卫明堆满画稿的桌子上，“明白了！我终于明白那天看完电影，心里那股不对劲的感觉是什么了！”

卫明放下画笔，拿起报纸，仔细地阅读着。他的脸色逐渐变得凝重，额头甚至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作为从旧时代走过来的艺术家，他最初也被电影中那种“苦行”式的奉献所打动，但此刻，社论中的每一个字，都像重锤一样敲击着他的心灵。

“不是去触动根基，而是去乞求……不是去斗争，而是去妥协……甚至用农民革命的失败，来反衬这种乞讨的‘成功’……”卫明喃喃自语，他回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曾幻想过用艺术和教化来改变社会，最终却在现实的铁壁上撞得头破血流。

“这是路线问题！是根本立场问题！”林楠激动地在画室里踱步，“用乞讨来的资源，宣扬的还是封建的那一套君臣父子，这算什么‘为人民服务’？这分明是巩固旧秩序！如果这条路走得通，那我们为什么要流血牺牲搞革命？为什么要打倒贵族和地主？大家都去当武七，去乞求老爷们的恩赐不就好了？”

卫明抬起头，目光穿过窗户，望向远方共和国美术学院工地上飘扬的红旗和忙碌的工人。他缓缓说道：“社论里说得对……历史，不是靠乞求和维持旧事物来推动的。我们的画笔，不应该去歌颂向旧势力下跪的奴性，而应该去赞美那些敢于站起来，亲手打破枷锁、创造新世界的人。”

一场席卷全国文艺界、思想界的大讨论、大批判，以这篇社论为号角，猛烈地展开了。

曾经赞扬过《武七传》的报刊纷纷转向，开始组织批判文章。各单位、学校、工厂都召开了学习会、讨论会，深入剖析《武七传》的错误思想根源。那些曾经被武七“感动”过的文化人，开始紧张地重新学习社会发展史和历史唯物论，检讨自己“丧失批判能力”的根源。

这场风暴，远比《武七传》上映时带来的赞誉要猛烈和深刻得多。它清晰地划出了一条界线：共和国的文艺，究竟应该歌颂什么，反对什么。它告诉所有文艺工作者，立场问题，是根本问题，容不得半点含糊。画笔和钢笔，在这个崭新的时代，必须为崭新的阶级和崭新的道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