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

盛夏，热浪席卷着星罗城，但比天气更炽热的，是一场席卷思想文化领域的风暴。这场由《武七传》引发的讨论，早已超越了电影本身，演变成一场关于“新文化”与“旧文化”、“为谁服务”的根本性论战。

就在《真理报》那篇石破天惊的社论发表后不久，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报纸连续六天连载了一份沉甸甸的《武七历史调查记》。这份由江峻岭、钟惦棐等人撰写的长篇报告，并非简单的文艺评论，而更像一份奔赴武七家乡海岱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的“田野调查报告”。他们查阅尘封的地方志，走访当地的老人，用详尽的史料和口述证据，试图还原一个更为复杂、甚至与电影描绘大相径庭的武七形象。

报告指出，武七的“行乞兴学”，并非纯粹的道德圣徒行为，其资金来源与当地乡绅、地主关系密切，其“义学”所教授的内容，也依然是“三纲五常”、“君臣父子”那一套完整的封建伦理。他非但没有触动旧秩序的根基，反而通过兴办符合封建统治者利益的“义学”，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旧的文化秩序。报告中一个尖锐的提问引发了广泛思考：当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军在为改变被压迫命运而浴血奋战时，武七的道路，究竟是在“救民”还是在“愚民”？

这份调查报告，如同一记重锤，砸碎了许多知识分子对《武七传》最后一丝浪漫化的幻想。曾经热烈赞扬过这部电影的文化界重量级人物周扬，在巨大的思想震动和压力下，公开表态，给《武七传》及其歌颂的行为定了性：“反历史、反人民、反现实主义”。

这九个字，如同三道烙印，彻底将《武七传》钉在了批判的标靶上。以此为标志，一场遍及全国的、更为系统和激烈的文艺批判运动拉开了序幕，并与已经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紧密结合起来。

这场运动的深层逻辑，远非简单的“整人”或“压制”，而是蕴含着共和国在构建新社会过程中的必然要求。

在红星集体农庄的夜校里，扫盲教师拿着《真理报》上关于武七的批判文章，对刚刚学会写自己名字的农民们说：

“乡亲们，咱们打倒了地主，分到了土地，共和国现在办夜校、办新式小学，教咱们的孩子学算术、学科学、学咱们自己的法律，是为了啥？是为了让咱们的子孙后代不再受蒙蔽，能真正当家作主！可那个武七，他讨饭办学，教的还是‘老爷是天，佃户是地’那套老黄历，要是按他那条路走，咱们今天分的土地，明天是不是还得还回去？咱们的孩子，是不是还得继续给老爷们当顺民？”

话糙理不糙。朴素的农民用自己的生活经验，瞬间理解了这场文化批判与他们切身利益的关联。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所有制，摧毁了封建教育的经济基础；那么，在教育领域、在文化层面，就必须用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去取代那些为旧制度辩护的旧文化。 《武七传》恰恰是在歌颂一种与这个历史进程背道而驰的行为。

这场运动的核心目的，是希望知识分子能够“自觉地”完成立场的转变。

共和国并非不尊重知识和文化。相反，它给予了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和物质保障（“三名三高”）。但正因为如此，它更迫切地要求这支“文化的军队”能够真正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用他们的笔和知识，为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服务，而不是无意识地、甚至有意地传播那些有利于旧势力复辟的思想。这也就是霍雨辰所强调的，要发挥文化战线“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作用。

很多人对这场运动抱有偏见，认为它干涉了“文化独立”。然而，如果承认文艺根植于社会的经济和物质基础，那么，在推翻了旧的经济基础、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因素后，批判并逐步清除建立在旧基础之上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文化，同时努力建设与新基础相适应的无产阶级新文化，就是合乎历史逻辑的必然要求。 那种认为文化可以超然于政治、独立于阶级的观点，在共和国的理论家看来，本身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幻觉，其潜台词是希望旧文化在新社会可以不受挑战地延续下去。

一个更为根本的追问是：文艺工作者的物质生活资料，是由广大工农群众生产的。如果他们的精神产品，不能为这些创造物质财富的劳苦大众服务，甚至与他们求解放的历史愿望相悖，那么，劳动群众难道没有权利提出批评吗？ 资产阶级的旧观念将劳动群众排除在“高雅”文艺的评判圈之外，认为他们没有资格指手画脚，这种文化特权，在共和国看来，是必须被打破的不平等。

因此，这场看似激烈的文艺批判和思想改造运动，其深层次是一场关于文化领导权、关于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争夺。它痛苦、曲折，甚至在某些阶段和局部出现了偏差，但其核心目标，是指向一个更具人民性的、与社会主义方向一致的文化格局的构建。这条路充满荆棘，却是共和国在重塑自身精神世界的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