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组的问题

共和国历2年的初冬，北风像刀子一样刮过黑土平原。李家村东头那间略显破败的土坯房里，赵老蔫蹲在灶台前，手里的旱烟袋一明一灭，映着他那张愁苦得拧成一团的脸。灶膛里的火苗微弱，却远不及他心头的寒意。

---

“他爹，张家……张家催债的人明天又要来了。”赵老蔫的婆娘抱着发烧的小女儿，声音带着哭腔，“咱家那最后三亩好水浇地……怕是保不住了……”

赵老蔫猛地吸了一口烟，呛得剧烈咳嗽起来，眼角挤出了浑浊的泪。他想不明白，明明土改时分到了八亩地，这才过了不到两年安稳日子，怎么就走到了要卖地的地步？

去年春天，小儿子得了急病，为了抓药，他向村西头的张富贵借了五块银元。张富贵是村里的能人，土改时因为他家地本来就不算最多，又“积极”配合，划了个中农成分，家底得以保存。他借钱时话说得漂亮：“乡里乡亲的，救急不救穷，老蔫你先拿着用，利息嘛，好说，按老规矩，五分利。”

赵老蔫当时心急如焚，没细想就按了手印。他盘算着，等秋收卖了粮食，连本带利还上就是。

可人算不如天算。夏天一场蝗灾，他家地块正好在风口，庄稼被啃得厉害，收成减了大半。秋粮刚下来，粮价又被那些像张富贵一样有余粮的户压得低。刨去口粮、种子，再把粮食换成钱，别说还本金，连那“五分利”（年利率60%）的利息都还差着一大截。

“五分利？那是明面上的！”村支书李铁柱后来拿着那张皱巴巴的借据，气得手直抖，“他这是‘驴打滚’！利滚利！折算下来，年息快翻倍了！这跟旧社会吃人的高利贷有什么两样！”

张富贵如今在村里走路都带着风。他不仅放债，还趁着别人家急用钱，低价买进了十几亩好地。他家院门口新拴了两头大青骡子，气派得很。村里人私下议论：“张富贵家的地，都快赶上以前王老财那么多了！”“人家脑子活泛，‘人赚钱累死人，钱赚钱发大财’嘛！”

赵老蔫的遭遇，并非孤例。

李铁柱的案头，放着一份刚由乡里转来的调查报告，是关于附近六个村庄共和国历元年到共和国历1年的情况。那上面的数字，触目惊心：

“有 139 户（占总户数的 11.8％）出卖土地410 亩（占耕地总数的 2.28％）。有些富裕农民占有的耕地超过本村人均占有耕地的一倍、二倍以至三倍。有的富裕农民买不到地就放高利贷，其年利率高达 60％，甚至 180％。”

报告后面还附了长治地委的最新情况：“到共和国历2年春试办初级社之前，全区新富农已占到农户总数的 0.8％，由中农下降为贫农的占 13.7％。”

每一个百分比的背后，都是一个个像赵老蔫这样的家庭，在失去他们视若生命的土地，重新滑向破产的边缘。

李铁柱攥紧了拳头。土改时，他们斗倒了地主，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以为从此能过上好日子。可这才几天？新的分化已经如此尖锐地摆在面前！那些善于经营、或者原本家底就厚的富裕中农，迅速利用市场、信贷甚至灾害，开始兼并贫苦农民的土地。高利贷像无形的绳索，重新套在了刚刚喘过气来的贫雇农脖子上。

“富农路线，这就是走富农路线！”李铁柱想起不久前区里开会时领导的警告，“如果我们放任不管，用不了几年，新的地主就会冒出来，咱们流血牺牲换来的土改成果，就要付诸东流！”

他望向窗外，赵老蔫家那低矮的土房，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孤寂。而村西头张富贵家新盖的青砖瓦房，却格外扎眼。

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压在了李铁柱和所有基层干部的心头。

单纯的互助组，似乎已经无法遏制这种分化的趋势。互助组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它提高了生产效率，却无法阻止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通过市场手段重新集中。赵老蔫即使在互助组里，也依然无法抵御家庭变故和高利贷的双重打击。

必须有一种更有效的组织方式，既能进一步发展生产，又能从根本上防止两极分化，带领全体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走向共同富裕。

李铁柱的目光，再次投向了那份关于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文件。也许，只有把土地、耕畜、大农具从私有的、可以买卖的状态，转变为合作社集体统一经营和使用，才能堵住土地兼并的口子，才能让赵老蔫这样的家庭，不再因为一场病、一次灾就失去立足之本。

寒风依旧凛冽，但李铁柱心中，一团火却烧了起来。他知道，成立初级社，不仅仅是为了提高产量，更是一场关乎共和国农村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严峻斗争。这场斗争，已经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