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共和国历7年的除夕夜，星罗城被稀稀落落的雪花和零星的爆竹声笼罩。与往年相比，节日的氛围似乎淡了些，但一种更深沉、更坚实的东西，如同冰封大地下涌动的春水，正在这个国家的肌理中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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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离首都的曙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原曙光初级社升级而来）的仓库院里，却洋溢着一种踏实而温暖的喧嚣。虽然棉花产量比去年略有下滑的阴影像远处的一片薄云，但眼前金灿灿的玉米垛和饱满的谷仓，足以驱散这丝寒意。社里正在举行年终分配后的团年会，大锅里的猪肉炖粉条热气腾腾，空气中弥漫着粮食和油脂的醇厚香气。

老社长李铁柱端着粗瓷碗，里面是社里用余粮酿的土酒，他脸上带着疲惫，却也有掩不住的宽慰。

“来！为了咱们社又一个丰收年，干了！”他声音洪亮，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为了这个“丰收”，他和全国的基层干部们，在过去几年里顶住了多少压力，付出了多少心血，又纠正了多少因急躁而犯下的错误。

尽管过程曲折，甚至出现了强迫命令、一哄而起的混乱，但共和国历5年的最终统计数字，还是给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农业总产值575亿元，超出计划！粮食总产量18394万吨，超出计划！更惊人的是棉花，产量飙升42.6%！这些硬邦邦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像曙光社一样的生产单位，在新的组织形态下，克服了最初的混乱和不适，最终释放出的生产潜力。社员的消费水平也因此提高了8.6%，碗里的肉多了，身上的衣裳新了，这是最朴素的真理。

然而，真正的巨变发生在随后的两年。

到共和国历7年底，一个石破天惊的数据传来：全国农村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6.3%。

李铁柱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和社员们在麦田里冬灌。他直起腰，望着眼前一望无际、田垄整齐的麦地，心中百感交集。这意味着，延续数千年的个体小农经济，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基本上被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所取代。农业集体化，这座曾被无数人质疑、历经波折的宏伟大厦，终于在共和国历7年的岁末，宣告基本完成。

历史的洪流，裹挟着每一个人前行。曾经对土地分红念念不忘的王老五，如今也习惯了凭工分吃饭，他的儿子更是成了社里的拖拉机手，对那片不再属于私人的土地，倾注了更多的热情。赵老蔫这样的老贫农，则彻底摆脱了破产的恐惧，成了集体经济的坚定拥护者。

共和国历7年的年终决算也送到了李铁柱手上：

农业及副业总产值610亿元，比上年增长4.9%。粮食产量19275万吨，再创新高，增加4.8%。只有棉花，144.5万吨，比上年下降了4.8%。

“棉花掉了点……”李铁柱摩挲着报表，对围过来的社委们说，“这说明啥？说明咱们光靠蛮干不行，还得讲科学，讲计划！国家需要棉花，咱们明年就得在棉花种植和管理上多下功夫！咱们现在是一个集体了，就得有全局的眼光！”

他的话语中，已经没有了初级社时期为分配比例争吵的琐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宏观的责任感。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已经汇成了集体经济的滚滚江河。虽然前方还有无数挑战——如何科学种田，如何精细管理，如何适应国家计划，如何真正实现共同富裕……但一个旧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崭新的、充满了希望与艰难探索的时代，随着共和国历8年新年钟声的敲响，正式来临。雪花飘洒在曙光社的屋顶和田地上，仿佛在为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轻轻覆上一页洁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