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

盛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冲刷着星罗城，豆大的雨点砸在苏维埃大楼会议厅的玻璃窗上，噼啪作响，却压不住厅内弥漫的凝重与反思的气息。来自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们齐聚一堂，许多人脸上带着征尘与困惑，他们刚从合作化运动的第一线赶来，怀中揣着各地或辉煌或混乱的成绩单，也揣着无数来自基层的呼声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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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气氛，与窗外疾风骤雨的天气颇为相似。起初，一些地区的负责人还在兴致勃勃地汇报着本地区合作社数量的迅猛增长，言语中不乏“超额完成任务”、“实现全盘合作化”等激进的词汇。然而，随着汇报的深入，更多触目惊心的问题被摆上了台面。

一位来自中部农业大省的，眉头紧锁地陈述：“……下面为了完成任务，出现了严重的强迫命令现象。有的地方喊出‘不入社就是落后分子’，甚至威胁不给贷款、不供应农具。有些村子，一夜之间就把所有的农户都‘装’进了合作社，连必要的思想动员和生产安排都没有，账目一塌糊涂，管理混乱，农民意见极大……”

另一位来自南方山区的补充道：“我们那里地形复杂，村落分散，有些合作社规模搞得过大，几个山头的农户硬凑在一起，生产调度极其困难，社员每天翻山越岭去干活，效率低下，怨声载道。这完全是为了追求政绩，不顾实际情况！”

“命令主义”、“盲目追求数量”、“一哄而起”——这些词汇反复出现，像一根根针，刺痛着在场每一位负责人的神经。他们意识到，在工业化需求的重压和“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狂热情绪驱动下，农业合作化这辆马车，在某些地区已经偏离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轨道，出现了危险的冒进倾向。

就在会场内被焦虑和反思情绪笼罩时，霍雨辰走上了讲台。他没有立刻发言，而是用目光缓缓扫过全场，那目光沉静而有力，仿佛能穿透表象，直视问题的根源。窗外雷声隆隆，却让他的声音显得更加清晰、坚定。

“同志们，”他开口了，声音不高，却瞬间抓住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最近一个时期，我看了很多报告，也找了不少同志谈话。我们农业合作化运动，成绩是伟大的，方向是正确的，这一点不容否认！”

他首先肯定了运动的必要性，重申了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无法建设社会主义，合作化是必由之路。但紧接着，他的话锋陡然一转：

“但是，我们必须注重质量，反对盲目追求数量！”

他严厉批评了那种不顾主客观条件、只管向下压指标、追求表面光鲜的“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

“有些同志，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他用了生动的比喻，批评了保守的错误。

“但是！”他声音提高，更加铿锵有力，“另一种情况也绝对要不得！ 那就是不顾农民自愿，不顾准备条件是否成熟，强迫农民，搞‘一刀切’，搞‘大呼隆’！这同样是错误的，是冒进的错误！”

他重申了 “自愿互利” 这一根本原则，强调必须耐心对农民进行说服教育，典型示范，让他们亲眼看到合作社的优越性，自觉自愿地走合作化道路。

“要全面规划，有计划地发展。”他提出了具体要求，“各省、各区、各乡，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比如群众的觉悟程度、力量的强弱、生产的需求等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能办大社的办大社，不能办的就先办小社；条件成熟的先办，不成熟的积极创造条件，等待时机。绝不能搞‘一阵风’、‘一锅煮’！”

他引用了大量正反两方面的实例，包括那些因为急躁冒进而导致生产受损、群众不满的教训，也表扬了那些步骤稳妥、生产发展、社员满意的合作社。

霍雨辰的报告，持续了很长时间。它如同一场及时雨，浇熄了运动中盲目冒进的虚火，也廓清了因各种错误倾向而造成的思想混乱。他没有否定合作化运动本身，而是为这艘航船校正了罗盘，指明了在复杂水域中稳健前行的具体航向。

当会议结束，各地的书记们走出会场时，窗外的暴雨已然停歇，天边甚至出现了一抹彩虹。他们脸上的迷茫和焦虑消散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清醒和坚定的神情。他们知道，回去之后的任务，不再是简单地追求数字和速度，而是要深入基层，注重质量，全面规划，耐心说服，稳步推进，真正把合作社办好，办扎实，让合作化运动回归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份名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很快将成为指导全国合作化运动走向新阶段的纲领性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