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营

春天，星罗城的空气里除了熟悉的煤烟与钢铁气息，更多了一丝前所未有的变革躁动。宽阔的“解放路”上，一家家昔日挂着“张记”、“隆昌号”等私人牌匾的店铺门前，开始悄然出现“公私合营”的新招牌，像悄然萌发的春芽，预示着城市肌理正在经历一场不亚于农村的深刻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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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东工业区，一家颇具规模的“大新纺织厂”的厂长办公室里，资本家出身的厂长李明远正对着桌上几份文件发愁。一份是辰雨工坊要求增加“共和国红旗”牌棉布订单的合同，数量巨大，要求严格；另一份，则是国家商业银行提供低息贷款以帮助他更新老旧织机的意向书；而压在这一切下面的，是一份关于主要棉花产区已基本完成农业合作化、原料将由国家统一调配的内部简报。

他的得力助手，也是他的侄子，刚满二十岁的李青林（与曙光社的李青松同辈），拿着一份刚送来的《真理报》走了进来，脸上带着年轻人特有的兴奋。

“二叔，您看！社论里说了，国家‘一五计划’需要大量资金，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可咱们这些轻纺厂，要是利润都分了红，消耗掉了，国家建钢铁厂、造机器的钱从哪里来？”李青林指着报纸，他刚从工人夜校毕业，满脑子都是新思想。

李明远叹了口气，揉了揉眉心：“青林，道理我懂。可这厂子，是咱们李家两代人的心血啊……现在原料是国家统购，我们才能拿到棉纱；生产的产品，大半要按国家计划交给百货公司；连扩大生产需要的资金，也得指望国家的贷款……这脖子上，套的绳子是越来越多了。”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束缚。

这正是城市社会主义改造悄然启动的内在逻辑之一。 国家工业化如同一个巨大的吞金兽，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积累。而资本家掌控的轻工业企业，虽然能创造利润，但这些利润若被资本家个人消耗或用于盲目投资，就无法有效地转化为国家重工业建设的血液。这就形成了一个尖锐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通过“剪刀差”等方式承担了工业化的主要成本，而资本家的存在却可能“浪费”掉本可用于重点建设的工业基金，并继续通过剥削工人来获取剩余价值。

这时，厂里的公方代表（由国家派往合营企业代表公股利益的干部）周建民走了进来。他原是纱厂的老工人，参加过工会斗争，脸上带着劳动者特有的朴实和坚定。

“李厂长，”周建民开门见山，语气平和但立场鲜明，“咱们不必绕弯子。现在形势很清楚，国家掌握了棉花原料，控制着布匹销售市场，还愿意贷款支持咱们技术改造。您说，离开了这三条，咱们这厂子还能独立生存、还能像以前那样自由发展吗？”

他顿了顿，看着李明远复杂的表情，继续道：“社会主义改造，不是要一口吃掉谁。公私合营，就是一条路。国家入股，参与管理，企业既能为国家计划生产，积累资金用于更大规模的建设，也能逐步改善工人待遇，最终平稳地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这比起资本主义那种盲目投资、大鱼吃小鱼、最后经济危机一来大家全完蛋的模式，难道不是更科学、更长远吗？”

周建民的话，点明了改造的另一个核心动因：将工业生产纳入国家计划轨道，避免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危机，实现更科学、更有计划的工业建设。

李明远沉默着。他望向窗外，远处共和国新建的钢铁厂高炉正喷吐着壮观的烟云。那是一个他无法独立企及的世界。他意识到，个人在时代的洪流面前，是多么渺小。国家通过控制原料、市场和金融，已经构筑了一个他无法挣脱的格局。

“至于手工业的改造，”周建民转头对也在认真听着的李青林说，像是进行现场教学，“意义又有些不同。比如南城那些铁匠铺、木工作坊，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生产合作社，统一采购原料，统一规格标准，甚至合伙买台简易的冲压机、电锯，这不就能从纯手工走向半机械化，大大提高生产力吗？这也避免了他们在大工业的冲击下破产失业。”

李青林眼睛一亮，他想起了农村堂兄李青松所在的合作社，道理是相通的。

几天后，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反复权衡后，李明远最终在《公私合营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当他放下笔的那一刻，感到的不仅是失去的怅惘，也有一种卸下千斤重担的复杂轻松。他明白，属于私人资本家的时代，在这座城市里，正如同窗外的残雪，在春日下不可逆转地消融。

与此同时，在南城，喧闹的锣鼓声中，“红星铁器生产合作社”的牌子被挂了起来。曾经单打独斗的老铁匠们，围着社里购置的第一台脚踏式鼓风机和简易弹簧锤，好奇而又兴奋地议论着。

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其复杂而深刻的方式，全面展开了。它不仅仅是所有权的变更，更是一场旨在将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轨道，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目标扫清障碍的宏大社会工程。在这股洪流中，每个人都在寻找着自己的新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