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了吗

共和国历五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已是二月中旬，星罗城上空依旧笼罩着一层铅灰色的湿冷云霭，从北海吹来的风掠过，仍带着凛冽的刺骨寒意。就在这春寒料峭的日子里，ABC社七届四次全会在共和国的权力中枢——西楼会议厅内举行。窗外的枯枝在风中颤抖，窗内的气氛却比户外的天气更加凝重、压抑。

没有往常会议开始前的寒暄与交谈，与会者们默默地走进会场，按照铭牌落座，偶尔交换的眼神里也充满了复杂的、难以言喻的意味。谁都清楚，这次会议将要涉及的，是足以震动共和国根基的严峻议题。胡服坐在主持席上，面容清癯，眼神锐利，他面前放着那份薄薄却重若千钧的《关于增强ABC社的团结的决议》草案。他的目光扫过全场，在几个空着的位置上略有停顿，那里原本应该坐着硕卿和他的几位紧密追随者。

会议的过程并非激烈的争吵，而是一种更具压迫感的、程序化的揭露与批判。决议文本以冷静而严厉的措辞，将硕卿的问题端上了台面，明确其性质是“分裂ABC社”、“个人主义野心家”。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样敲打在与会者的心上。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许在不久前还与硕卿把酒言欢，共商国是，此刻却必须用举手的方式，来表决通过这份将其政治生命彻底终结的文件。举手之间，是对过去的切割，也是对未来的站队。

令人稍感意外的是，胡服在主导通过决议的同时，也做了一番诚恳的自我批评。他并未回避自己此前在某些问题上的坚持，甚至承认了由霍雨辰所提出、他曾有所保留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正确性与必要性。这番姿态，与其说是认错，不如说是一种更高明的政治智慧，意在弥合因硕卿事件而暴露的裂痕，将全社的意志重新统一到霍雨辰所确立的大方向上来。他以自身的退一步，换取了整个领导层在批判硕卿问题上更进一步的共识，会场上那紧绷到极致的气氛，似乎也因此略微缓和了一丝。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关于硕卿问题的座谈会在首都饭店秘密召开。会议由一向以立场坚定、作风严谨著称的鸾主持。会场不大，窗帘紧闭，灯光将每个人的表情都照得清清楚楚。当负责经济工作的廖云，以一种混合着愤怒与后怕的情绪，详细陈述硕卿如何私下向他活动，甚至暗示想要谋取中央副主席职位时，会场内响起了一片压抑的惊呼和窃窃私语。廖云的证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将硕卿的野心赤裸裸地暴露在众人面前。

据说，当时也被要求与会、坐在特定位置上的硕卿，在听到廖云的发言时，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汗水迅速浸湿了他的衬衫后背。他试图挺直腰板，但那双曾经闪烁着精明与傲气的眼睛，此刻只剩下巨大的惊恐和难以置信的崩溃。他能感觉到周围那些昔日同僚的目光，如同无数根冰冷的针，刺穿了他最后的心理防线。

会议的最后，鸾做了结论。他的声音不高，却字字千钧，在寂静的会场里回荡：“硕卿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事实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在他身上，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完全压倒了ABC社员所必须具有的为人民服务的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这番结论，不仅是对硕卿政治生命的死刑判决，更是从思想和动机上对其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将他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座谈会结束后，硕卿实际上已处于被隔离审查的状态。他被安置在城西一处僻静的四合院里，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往日的门庭若市变成了如今的门可罗雀，只有负责看守和审查的人员与他相伴。巨大的政治落差，众叛亲离的孤独，以及对未来命运的绝望，日夜煎熬着他。共和国历五年八月十七日，一个闷热得令人窒息的夜晚，硕卿在留下几封语无伦次、充满怨愤与辩白的遗书后，吞服了大量安眠药，静静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警卫发现时，他的身体已经冰冷。消息被严格封锁，只在最小的范围内传达。一位曾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就这样在悄无声息中，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

硕卿的死，并未给这场政治风波画上句号，反而在共和国历六年春，激起了最后的余波。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ABC社全国代表会议在星罗城人民苏维埃大会堂召开。这次会议的规模更大，代表的范围更广。会上，副总理白劳德受中央委托，作了关于“硕卿、石泉反ABC社联盟”的详细报告。报告以大量调查所得的材料，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硕卿乃至此前态度暧昧、最终也被认定为其同谋的石泉，是如何进行非组织活动，企图分裂ABC社的团结，攫取最高权力。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与会的代表们群情激奋，发言者一致主张开除硕卿、石泉两人的ABC社籍。最后的表决环节，全场手臂如林，一致通过了《ABC社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硕卿、石泉反ABC社联盟的决议》。这份决议，为这场持续了近两年、深刻影响了共和国政治格局的斗争，正式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