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

共和国历五年的那场风波，如同星罗城春季常见的沙尘暴，来时蔽日遮天，去时满地狼藉。在许多人看来，这仅仅是两个“野心家”的覆灭，但在那间可以俯瞰湖面、堆满了线装书和文件的书房里，霍雨辰看到的，却是共和国肌体上一次深可见骨的裂痕，以及未来更漫长斗争的先声。

窗外的槐花开了又谢，霍雨辰指间香烟的雾气，却似乎从未在这书房里彻底散去。他常常陷入长久的沉思，目光穿透袅袅青烟，审视着那场刚刚平息的政治地震背后，更为深层次的力量博弈。在他那深邃而冷静的分析中，硕卿和石泉，并不仅仅是两个堕落的个人，他们是一种现象的代表，是共和国成立以来，潜藏已久的结构性矛盾的第一次猛烈爆发——即凭借枪杆子打下江山的军队官僚体系，与建国后主持日常国家运作的社政文官体系之间的摩擦与冲突。

他清晰地看到，在推翻旧秩序的疾风暴雨中，军队是毫无疑问的主力，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铁拳。但当硝烟散去，转入繁琐的经济建设与国家治理时，这些功勋卓著的将领们，某种程度上“靠边站”了。他们习惯于战时供给制下的平等，对社政文官们主导的，带有等级差序、专业分工的科层制建设，本能地感到不适甚至抵触。在推进那些触及城乡深层结构、有利于城市无产阶级的激进政策时，这些来自田间地头、与农民有着血肉联系的军队干部，往往会基于朴素的感情，站到他们认为利益受损的工农一边，对文官系统那些看似“不近人情”的计划与指标发出猛烈抨击。起初，这种抨击甚至带着某种革命的纯洁性。

然而，霍雨辰的笔锋在稿纸上划过，留下犀利的论断。事情正在起变化。随着“无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其锋芒所向，开始超越思想文化的范畴，触及到权力结构与利益分配本身。军队，这个曾经最具革命性的集团，也逐渐清晰地意识到了自身的特殊地位和利益。他们发现，无休止的“运动”同样会冲击军队的稳定和秩序，绝对的“平等”会消解建立在军功与等级之上的权威。于是，一种微妙而坚定的转变发生了。他们开始从无产阶级最坚定的盟友，不自觉地站到了其对立面，与那些同样追求稳定、秩序和专业化管理的社政文官集团，在深层利益上找到了共鸣。尽管表面上，两者仍因历史积怨和权力分配而龃龉不断。

“本质上，”霍雨辰在一份仅为自己阅读的笔记中写道，“他们（指军队与文官高层中的一部分）都已背离了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立场。他们之间的斗争，在脱离群众监督的情况下，日益演变为官僚集团内部关于权力和利益再分配的争斗。”

但这并不意味着霍雨辰认为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已蜕化。他坚信，仍有像他自己，以及一部分坚定分子，始终与无产阶级血肉相连，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代表”。而真正构成“官僚集团”或者说“走资产阶级路线的当权派”的，是那些脱离了群众，背弃了革命路线，热衷于维持和扩大自身特权的人。

正是在这样一幅宏大的、动态的阶级分析图景中，他审视着刚刚过去的硕卿、石泉事件，以及自己那在当时看来有些决绝的选择——站在胡服一边，果断拿下硕卿。

原因有三，层层递进，关乎现实，更关乎原则。

其一，在于对时局的判断。当时，他与胡服之间关于国家发展路线、过渡时期总步调的分歧，虽然已经初露端倪，但远未到不可调和的程度。胡服主张的稳健、渐进，强调经济规律，在建国之初的混乱中，有其现实的合理性。霍雨辰认为，还不能就此断定胡服会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死不改悔”者。斗争需要策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集中打击最主要的危险，是首要的政治智慧。

其二，在于治国能力的权衡。相比于凭借军功和山头关系网络进行政治串联的硕卿，胡服无疑更具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治理一个庞大现代国家的专业知识和行政能力。在百废待兴、强敌环伺的共和国早期，这种能力是维系国运的稀缺资源。为了共和国的生存与发展，他必须选择更能有效管理国家的一方。

而第三点，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关乎组织的生死存亡。无论硕卿背后代表了哪一股势力，无论他打着怎样“革命”的旗号，他进行的那一套私下串联、封官许愿、攻击核心的行为，是赤裸裸的小宗派活动，是破坏ABC社的团结统一的癌细胞。这是ABC社的组织纪律绝对无法容忍的底线。如果放任这种基于个人野心和非组织活动的行为蔓延，社将不社，国将不国，任何路线之争都将失去赖以存在的组织载体。在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霍雨辰没有丝毫犹豫。

“硕卿必须清除，”他合上笔记，望向窗外沉沉的夜色，仿佛是对自己，也是对这段历史做了一个总结，“这不是选择胡服，这是选择ABC社本身的存在。”

然而，他同样清楚，赶走了硕卿，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文官集团的坐大，其内部滋生的官僚主义，以及与军队利益可能的合流，将是下一阶段更隐蔽、也更复杂的斗争。共和国历五年的这场风波，只是漫长序曲中的一个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