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

共和国历六年的深秋，星罗城的银杏树叶被染成一片耀眼的金黄，但在这片富丽堂皇的色彩之下，文艺界的空气却提前进入了严冬。一场由批评家谷非点燃的战火，出乎意料地迅速反噬，最终将他自身也焚毁殆尽。

事情的起因，源于谷非一系列措辞极其尖锐的批评文章。他将矛头直指当时在文艺界享有盛名、且与上层关系密切的作家绮影，以及其背后盘根错节的文艺协会体系。谷非的文风如同淬火的匕首，他不仅批判绮影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形式主义倾向”，更进一步，他将这种批判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激烈地抨击整个文艺界存在的“官僚化”、“衙门化”现象。他尖锐地指出，建国不过数年，文艺创作本应生机勃勃的园地，已经开始被新的官僚等级、人情网络和僵化的审查标准所束缚，真正的、来自工农兵的、充满生命力的声音被排斥在主流之外。

这些批评，在某些层面上，确实刺耳地触及了建国以来文艺界乃至更广泛领域内开始滋生的现实问题——一种新的、以革命名义构建起来的特权与壁垒正在形成。然而，谷非采取的方式，是激烈的、公开的、近乎毁灭性的政治批判，他将文艺观点的分歧，直接上纲上线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试图用政治斗争的烈火烧毁他眼中的“毒草”。

这场原本属于文艺界内部，甚至可以看作是不同官僚派别（如革新批判派与既得利益派）之间争斗的风波，其性质在共和国历六年的政治语境下，发生了致命的扭曲。

其时，距离硕卿、石泉事件尘埃落定尚未满一年，整个ABC社高层对于任何可能出现的“分裂活动”、“小宗派”仍保持着极高的警惕，甚至可说是神经过敏。谷非这种绕过正常组织程序，在文艺界乃至社会上掀起巨大舆论波澜，试图以激烈手段打倒对方的行为，在掌握着组织纪律标尺的高层看来，其行为模式与硕卿当年的“非组织活动”有着危险的相似性——他们都试图通过制造舆论、攻击一点而不及其余的方式来突破既有秩序。

尽管谷非与早已身败名裂的硕卿、石泉二人并无任何直接的组织联系或个人交往，但在一种“扩大战果”、“深挖根源”的政治逻辑驱使下，他被迅速地与那个已经定性了的“反ABC社联盟”挂钩。斗争的扩大化，在此刻显现出其冷酷的逻辑：需要更多的“敌人”来证明持续斗争的必要性，也需要一个典型的案例来警示所有可能效仿谷非行为的人。

于是，在一系列紧急召开的会议上，谷非的批判被重新定性。他那些部分触及了时弊的言论，被刻意忽略或轻描淡写；而他采取的激烈方式、造成的“思想混乱”和“组织分裂”，则被无限放大。最终，一项结论被强硬地塑造出来：谷非是硕卿、石泉思想流毒在文艺界的代表，他的行为是企图分裂党的文艺战线，是那个已被粉碎的阴谋联盟在新领域的延续。

在这场风波中，霍雨辰保持了深沉的静默。在他的政治天平上，他同样在进行着衡量。他或许比许多人更清楚地看到，谷非所抨击的文艺界官僚化问题，确实存在，并且是未来需要警惕和克服的倾向。他也承认，那些如今占据文艺界领导岗位的“绮影们”及其支持者，远未到“死不改悔”的地步，仍有教育和转变的空间。

但是，权衡的结果是清晰的。在当时的节点上，维持ABC社刚刚经历硕卿事件后的脆弱团结，是高于一切的政治任务。任何可能被解读为挑战中央权威、破坏既定秩序的行为，无论其初衷是否包含合理成分，都必须被坚决制止。谷非的激烈批判，客观上已经构成了一种不容于时的“分裂行为”，冲击了党领导文艺的基本原则。因此，对他的处理，尽管带有扩大化的不公，却被视为维护大局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最终，谷非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出ABC社，他的声音从此在文艺界彻底消失。而绮影及其代表的文艺界上层官僚体系，则在这场斗争中巩固了地位，他们的胜利，暂时掩盖了其内部本身也开始滋生的问题。

霍雨辰在书房里读完了关于处理谷非的最终报告，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他看到了一个提出问题却用错误方式解决问题的悲剧，也看到了官僚体系如何利用政治运动来清除异己、巩固自身的娴熟手腕。他意识到，硕卿、石泉的幽灵并未远去，它只是换了一副面孔，潜伏在日益固化的体制之中。下一次的较量，或许将不再如此显而易见，但却可能更加深入骨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