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

共和国历七年的国庆日，星罗城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和群众游行。阳光洒在宽阔的街上，红旗如海，歌声如潮。工人们抬着象征工业成就的模型，农民们带着丰收的果实，学生们挥舞着花束，整个城市沉浸在一种昂扬的、自豪的氛围中。霍雨辰站在城楼上，望着脚下这片欢腾的海洋，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复杂情感。

是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胜利。曾经压榨工人的资本家、剥削农民的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共和国的基础，已经牢牢扎根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土壤之上。他回想起共和国建立之初的满目疮痍，对比今日城市里林立的烟囱、农村中初具规模的水利设施，以及报告中不断攀升的识字率和人均寿命，这一切都证明，道路是正确的，付出是值得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政治上翻身做了主人，在生活上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保障——免费医疗、普及教育、城市工人的福利分房……这些都是那个腐朽的旧世界无法想象的景象。

然而，当夜晚来临，喧嚣散去，霍雨辰独自在书房里审阅着那份刚刚开始推行的《共和国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及相关待遇暂行条例》时，眉头却紧紧锁了起来。纸面上的数字，像一根根冰冷的针，刺破了他白天的欣慰感。

条例将干部体系划分为24个等级，月工资从最低的45元到令人咋舌的594元；技术人员分为15级；而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则实行8级工资制，从28元到104元，此外还有待遇更低的学徒工、合同工和临时工。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差异，每一级都严格对应着不同的住房标准、医疗待遇、特殊物资供应票证乃至文化娱乐资源的分配。

“45元到594元……”霍雨辰用红笔在这行数字下重重划了一道线。这仅仅是名义工资的差距，超过十三倍。而他知道，在现实中，尤其是在那些掌握实际经济权力的部门和刚刚完成的公私合营企业中，一些官僚利用制度转换期的混乱和监督的缺位，巧妙地以“技术津贴”、“岗位补助”、“特殊贡献奖励”等名目，大肆提高自己的实际收入。他案头有几份密报显示，某些地方和部门领导的实际所得，甚至超过了其标准工资的七八倍之多，达到了一个普通工人收入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中南海沉静的湖水。夜空中繁星点点，却无法照亮他心头的阴霾。这巨大的差距，像一道不断扩大的鸿沟，正在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官僚与群众隔离开来。这与他年轻时投身革命所憧憬的、与无数战友为之流血牺牲所要建立的那个平等社会，相去何止万里！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阶段不可避免的原则，”他喃喃自语，仿佛在与一个看不见的对手辩论，“但是，‘劳’如何衡量？一个部长的‘劳’，真的比一个熟练炼钢工人的‘劳’价值高出数十倍吗？更何况，巴黎公社的原则明确昭示：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以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现在，这条原则正在被无声而迅速地践踏。高工资，加上与之挂钩的、几乎覆盖所有生活领域的等级化特权，正在催生一个脱离生产一线、脱离普通工农群众的新阶层。他们住在有卫兵站岗的深宅大院，在特供商店购买紧俏商品，子女进入条件优越的干部子弟学校……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在与那些他们本应代表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渐行渐远。

霍雨辰敏锐地意识到，这种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上的分化，必然会导致政治上的蜕变。当官僚集团拥有了远超普通群众的特权和利益需要维护时，他们还会真心推动那种可能触及自身利益的、彻底的、继续革命吗？他们会不会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地位，而在实际上站到无产阶级的对立面，成为“走资产阶级路线的当权派”？

“硕卿、石泉当年搞小组织，是明目张胆的分裂，”霍雨辰回到书桌前，目光锐利，“而现在，这种依靠等级工资制和特权固化形成的官僚利益集团，是一种更隐蔽、也更危险的分裂！它正在从内部蛀空我们的理想，让革命有变质的危险。”

他提起笔，在一张信笺上用力写下：“特权制与等级工资制，其弊甚深，渐成赘瘤，非割除不可，否则必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之旧辙。” 这行字，不仅是他对现状的警告，也预示着一场新的、指向共和国肌体内部深层问题的斗争，已在他的心中酝酿。这场斗争，将比对付硕卿、石泉那样明显的敌人，更加复杂，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