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

共和国历八年的二月末，星罗城的冰雪初融，屋檐下挂着晶莹的冰棱，在午后的阳光下滴滴答答地化水，仿佛预示着某种冻结状态的终结。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气氛，却与这渐暖的天气形成微妙反差。台下坐着数百名高层、各民主派负责人、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期待、疑虑与审视的复杂情绪。所有人都知道，此次会议的主题，将决定去年预告的那场“和风细雨”将如何具体落下。

霍雨辰站在讲台前，身影清矍，目光沉静地扫过全场。他没有急于切入正题，而是像一位耐心梳理脉络的学者，开始重新定义共和国当前所处的历史坐标和面临的核心问题。

“……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清晰地传遍会场，“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People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他详细阐释着这两类矛盾的根本区别与不同的处理方法，尤其着重于后者。他用清晰的语言勾勒出“人民”的广阔范畴，以及其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网络——工人阶级内部、农民阶级内部、知识分子内部、工农之间、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甚至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

“我们的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他肯定道，但话锋随即一转，“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这番话，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石子，激荡起层层涟漪。他不仅承认了矛盾的存在，更将“官僚主义作风”明确列为People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表现，这等于为即将到来的整风运动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依据和合法性。他将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们，从可能的“敌我”范畴中拉了出来，置于“People内部”来进行批评和教育，这正体现了他的“治病救人”初衷。

接着，他阐述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根本方法，其核心直指民主与说服，反对命令与强制。“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他强调，“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

他回顾历史，指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并非新创，而是主义者一贯的原则，是ABC社人本该遵循的工作方法。“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

整个讲话，霍雨辰没有使用任何激烈的言辞，始终保持着理论上的冷静与清晰。但这番系统性的论述，无异于一场思想上的总动员。它告诉全社全国，社会主义社会并非没有矛盾，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它明确指出，对于大量存在的People内部矛盾，包括令人深恶痛绝的官僚主义，必须也只能用民主的、讨论的、批评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而不能动用专政工具。

讲话结束后，会场内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但这掌声之下，是更加汹涌的暗流。

那些真心渴望改变现状的与会者，如一些知识分子代表和基层干部，感到欢欣鼓舞。他们从这篇讲话中看到了打破bureaucracy桎梏的希望，认为“民主”和“说服”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预示着他们的批评将获得广阔的空间。

而在另一部分人听来，这番话却如同紧箍咒。一些Senior managers，尤其是那些与bureaucracy体系利益攸关、自身可能就存在作风问题的人，表面上认真记录、点头称是，内心却充满了警惕与不安。将“bureaucracy主义”明确为需要被“民主”方法解决的矛盾，意味着他们不再是天然正确的管理者，而是可能被批评、被审视的对象。所谓的“民主的说服教育”，在他们看来，很可能就是发动群众来挑战他们的权威。霍雨辰越是强调“和风细雨”、“治病救人”，他们越是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足以冲刷掉他们特权的潜在力量。

霍雨辰回到了他的临时住所，窗外是苍茫的暮色。他知道，理论的号角已经吹响，接下来，将是实践对理论的残酷检验。他成功地将处理People内部矛盾的新范式摆在了台前，为整风运动铺平了道路。但他也清楚，那些被触及利益的官僚们，绝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阵地。他们会在“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上做文章，会试图将群众的批评引向歧途，甚至会以“维护ABC社的领导”为名，行抵制整顿风气之实。

“风起于青萍之末，”他轻声自语，仿佛已经看到了那即将在共和国广袤土地上掀起的、由无数言论和思想交织而成的风暴。这风暴，注定不会完全按照他预设的“和风细雨”的轨迹行进。矛盾已被阐明，方法也已指明，但真正较量的舞台，才刚刚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