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3

共和国历八年的春天，在理论阐述与政治预告中稳步推进，星罗城的玉兰花如期绽放，洁白的花瓣在微风中摇曳，仿佛呼应着那股在思想界涌动的、试图破土而出的新生力量。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层土壤中，何种幼苗该被培育，何种杂草必须芟除，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超任何经济计划。在一次范围更小、但级别更高的党内理论务虚会上，霍雨辰再次提笔，为那幅“百花齐放”的宏图勾勒出最关键，也最容易被误解的边界。

“……对于非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他的问题抛向在座的中央核心层，目光扫过胡服、鸾、定一等人沉静的面孔。“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 他首先划清了最不可逾越的红线，语气不容置疑。这是专政的铁拳，清晰而冷酷。

但随即，他的语调转为分析性的，深入那更为模糊和广阔的“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领域。“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 他断然否定，如同一位高明的医生指出讳疾忌医的危害。“对待People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 他用了生动的比喻：“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 这再次强化了他锻炼队伍的深层逻辑——让错误思想暴露出来，才能在辩论中巩固正确思想。

他预见了必然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 基于此，他提出了积极的应对策略：“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 这明确要求ABC社的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不能当鸵鸟，必须投入思想战场，进行战斗。

“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 他的声音坚定起来，明确了“放”和“争”绝非放任自流。但紧接着，他极其关键地限定了批判的方法：“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 这是对ABC社内那些习惯于用大帽子压人、缺乏细致分析能力的教条主义者的严厉警告。他要求的是以理服人的“说理斗争”，而非简单粗暴的“政治围攻”。

然而，最引人警醒的部分在于他对另一种危险的强调。“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他的目光变得尤为锐利，“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 他清晰地定义了修正主义的本质：他们攻击的正是主义最根本的东西——唯物论、辩证法、苏维埃民主专政、ABC社的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他警告道，在社会上还存在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势力，而“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这篇内部讲话的精神，如同投入深水的高爆炸弹，在共和国最高领导层内部引发了远比外界更剧烈、也更隐蔽的震动。

胡服在散会后，独自在办公室里沉思了很久。他赞同反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也理解让错误思想暴露的必要，但他内心深处对于这种大规模可能带来的政治震荡和失控风险，抱有更深的疑虑。他更倾向于通过严谨的组织系统和制度化的方式来逐步解决这些问题，而非发动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思想运动。他对“修正主义”的提法尤为关注，这顶帽子的边界太过模糊，他担心会被用来打击那些真正务实、主张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的经济干部和技术专家。

鸾则显得更为沉着。他负责组织和纪律，对于霍雨辰指出的修正主义危险，他理解为这是对ABC社的纯洁性和领导地位最根本的捍卫。他开始在内心调整工作重心，在准备整风的同时，也必须着手建立更有效的机制，来甄别和防御那种“挂着主义招牌”从内部瓦解ABC社的思潮。

而像白劳德这样，其政策主张本身就带有一定“务实”色彩，曾被一些教条主义者批评为“右倾”的人，则感到脊背一阵发凉。“修正主义”这顶帽子，其阴影似乎也笼罩到了他所在的领域。他必须更加小心地拿捏政策表述，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不能滑入被定义为“修正主义”的陷阱。

霍雨辰清晰地感知到了这些潜流的涌动。他知道，自己已经将最复杂的难题摆在了台前：如何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防止修正主义；如何在放手让错误思想暴露的同时，确保正确思想能战而胜之；如何在运用“民主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时，又不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这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精准的掌控力。

“毒草与香花，往往共生一片土壤，”他站在别墅的廊下，望着远处朦胧的山影，心中默念，“锄草者若没有慧眼，便会伤及禾苗；但若畏惧伤苗而不敢锄草，则良田终将荒芜。” 这场他亲手推动的、旨在清洗肌体的整风运动，尚未正式展开，其内部蕴含的巨大张力和风险，已让这位掌舵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分量。前方的水域，看似平静，实则暗礁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