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4

共和国历八年的初夏，星罗城内的槐花盛开，空气中弥漫着甜腻的香气，但思想界的风云却远比自然气候更为变幻莫测。在最高国务会议那番划定“People内部矛盾”的讲话之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如同一把钥匙，试图打开长期被教条主义锁闭的言论之门。然而，钥匙本身并无倾向，既能开启真理的宝库，也可能放出谬误的幽灵。这一点，霍雨辰比任何人都清楚。

在一次由ABC社中央宣传部召集的文化界、学术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上，针对日益活跃却也引发不少疑虑和争议的“鸣放”局面，霍雨辰通过一份由亲信代读的长篇文稿，进一步阐明了那看似无阶级性的口号背后，所必须遵循的政治罗盘。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文稿的开篇坦承了这一客观事实，“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

这坦诚的剖析，让台下一些原本担心这是“引蛇出洞”策略的知识分子略微放松，却又旋即提起了更高的注意力。既然标准各异，那么，在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究竟应该以何为尺度？

文稿随之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即那著名的六条政治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ABC社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代读者声音平稳，却字字千钧。他特别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社的领导两条。” 这无疑是为“百花齐放”划定了最根本的政治边界——任何“鸣放”都不能挑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ABC社的执政地位。

然而，文稿随即解释了提出这些标准的目的，并非为了扼杀讨论，恰恰相反，“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 它甚至允许“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显示出一种在既定框架内最大限度的包容姿态。其最终目的，是“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为大多数人提供辨别香花毒草的明确依据。

这份文稿的传达，如同在激流中投下了导航的标尺，立刻在与会者乃至更广泛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引发了复杂的回响。

一些原本持观望态度的旧知识分子，感到了一丝“安心”。明确的规则，哪怕严格，也胜过于无规则的任意解释和惩罚。他们开始觉得，只要谨慎避开那六条红线，或许真的可以就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学术观点乃至某些不涉及根本制度的工作作风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而那些更具理想主义色彩、渴望突破更多束缚的年轻知识分子和社内改革派，则在欢迎标准清晰化的同时，也感到了某种无形的束缚。尤其是“有利于巩固ABC社的领导”这一条，其解释权掌握在执政者手中，弹性极大，这让他们在准备提出更尖锐的批评时，不得不反复权衡措辞，斟酌界限。

在ABC社内部，特别是各级宣传、文化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干部中，这六条标准的出台，则如同得到了“尚方宝剑”。许多原本对如何执行“双百”方针感到无所适从的干部，现在终于有了明确的依据。一些人开始拿着这六条标准作为筛子，紧张地审视着报刊上已经开始出现的各种“鸣放”言论，试图提前判断其是“香花”还是“毒草”。一种潜在的、以“捍卫标准”为名，行压制批评之实的倾向，已在部分官僚中悄然滋生。

霍雨辰在书房里，阅读着关于各界对六条标准反应的汇报。他深知，任何标准的设立，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引导运动方向，防止思想混乱，也可能被官僚体系僵化运用，扼杀真正的创新和批判精神。他提出这六条标准，是希望在“放”与“收”之间建立一个平衡点，为这场他寄予厚望的整风运动设置安全阀。

然而，思想的洪流一旦闸门稍开，其本身的逻辑往往非任何单一标准所能完全框定。标准的制定者与标准的执行者之间，对标准的理解必然存在差异；而标准的执行者与那些渴望表达的思想者之间，更存在着天然的紧张关系。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霍雨辰默念着古训，目光深邃，“这六条标准，是那导航的罗盘，还是最终会束缚航船的铁索，唯有实践方能检验。” 他推动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在设定了明确的航标后，正式进入了更加复杂莫测的深水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