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

共和国历七年的夏天，空气里除了暑热，还弥漫着一种新的、令人不安的躁动。几份来自地方和高校的加密报告，被小心翼翼地放在了霍雨辰那张宽大的书桌上。书房窗外，蝉鸣聒噪，却压不住他翻阅文件时，指尖传来的沉重。

报告里记述的事件规模并不算大，在共和国庞大的肌体上，如同几处细微的皮疹——某机械厂因工时定额和奖金分配问题，部分工人停工静坐；某城市的学生因对伙食质量和住宿条件不满，聚集在行政楼前请愿；还有几处新建立的农业合作社，社员因对粮食统购指标和劳动工分计算方式有异议，与社干部发生了争执，甚至发生了短暂的围堵公社机关的事件。

霍雨辰的目光越过那些“闹事”的字眼，深入探究着报告里提及的原因。“……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默念着，“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 他拿起红笔，在“应当和可能解决”下面划了一道粗线。这指向的是基层管理的僵化和迟钝。

然而，他的笔尖很快移到了下一行，在这里停顿了更久。“……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 他的眼神变得锐利。报告里描述了某些工厂领导长期脱离车间，对工人的实际困难漠不关心；某些学校行政人员官气十足，对学生的合理诉求推诿扯皮；某些合作社干部只会坐在办公室里下达命令，不顾农时和民情，甚至存在多吃多占、分配不公的现象。“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 他在这句话旁重重地写下一个“然”字。这与他一直以来忧虑的官僚化、特权化趋势完全吻合，它们不再是文件里的抽象概念，而是已经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了直接冲突的现实力量。

“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 他放下笔，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陷入沉思。他承认这个判断的正确性。许多年轻的工人和学生，生长在新社会，对旧时代的苦难缺乏切肤之痛，容易着眼于眼前的具体利益，对长远的、需要艰苦奋斗才能实现的宏伟蓝图理解不深。他们热情洋溢，却也容易冲动，被片面的信息所引导。

对于那些闹事的合作社社员，报告的分析也如出一辙：“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霍雨辰清楚地看到，在广袤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旧的生产关系打破了，但新的、真正民主的、高效的管理模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官僚主义的命令作风与合作化运动本身应有的民主管理精神背道而驰，挫伤了翻身农民刚刚积攒起来的积极性。

他站起身，在铺着青色地毯的书房里缓缓踱步。窗外，夕阳正将远山染成一片赤金。这些事件，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共和国在凯歌行进背后潜藏的深刻危机。官僚主义不仅在侵蚀ABC社的肌体，更在直接制造着People内部的矛盾，甚至可能将非对抗性矛盾激化。

“应该承认，”他对着窗外沉沉的暮色，仿佛在总结，“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 这是人性的弱点，也是教育的缺失。“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和新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

因此，解决之道，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坚决地、毫不留情地向官僚主义开刀，整肃作风，解决那些“应当和可能解决”的实际问题，这本身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面，“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他追求的，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坦诚的、平等的沟通，是发动群众共同克服困难的“大民主”。

这些发生在共和国历七年的、局部的罢工、罢课和闹社事件，如同地壳深层传来的微弱震颤，预示着更强烈的板块运动。它们没有让霍雨辰感到恐慌，反而更加坚定了他必须尽快推动全党整风和政治教育工作的决心。他意识到，与官僚主义的斗争，已经不能仅仅停留在高层的思想动员和理论阐述上，必须深入到工厂、学校、合作社的基层实践中去。一场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性整风，已是箭在弦上。而这把弓，正被他缓缓拉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