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事

共和国历八年的初夏，书房外的知了声嘶力竭，搅动着午后的沉闷。霍雨辰刚刚批阅完又一份来自南方某工业城市的报告，内容是关于一家纺织厂因福利待遇问题引发的工人怠工事件的处理情况。他放下笔，指节轻轻敲击着光滑的桌面，目光投向窗外那片被阳光照得有些发白的绿意。共和国历七年发生的那些零星工潮、学潮和社队纠纷，虽已过去，但其警示却如同悬钟，时常在他心中回响。

他铺开一张信笺，墨迹在纸上缓缓晕开，仿佛在梳理着那段并不久远的记忆与当下的思考。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他写下这第一句，立场鲜明。在他构建的政治逻辑中，People内部的矛盾理应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民主方法去化解，闹事终究会造成损失，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无益。他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有着基本的信任：“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

然而，理想不能替代现实。他笔锋一转，清醒地指出：“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 承认这种可能性，是有效应对的前提。他的思考随之深入到对策层面，条分缕析，透着一位战略家的冷静与务实。

“（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 他将官僚主义列为首要根源，这与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阐述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一脉相承。在他看来，只要这一条能做到位，“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这既是对各级干部的严厉要求，也寄托着他希望通过整风和教育来正本清源的期望。

但万一，工作未能做好，事端还是发生了呢？他的第二条对策显示了一种化危为机的政治智慧：“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 闹事，在此被赋予了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它是一面镜子，照出工作的死角；是一剂猛药，惊醒官僚的迷梦；也是一次实践课，教育干部和群众如何正确地行使民主权利。

他特别强调方法：“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 这反对的正是那种要么一味压制、要么敷衍了事的粗暴作风。对于敏感的“闹事带头人物”处理，他指示：“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 这体现了区别对待、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的策略，意在孤立极少数，团结大多数，避免将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为对抗性矛盾。

最终，他以一种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惊人的气度为此事定调：“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这句话，与其说是写给可能看到这份手稿的同僚们看的，不如说是他对自己内心信念的再次确认。他将社会矛盾的偶尔显露，视为政治机体必要的反馈和警示机制，而非单纯的麻烦或威胁。

写罢，他搁下笔，将墨迹未干的文稿递给侍立一旁的机要秘书，吩咐道：“将此件内容，作为内部指示精神，传达至省军级，望他们深刻体会，妥善处理各类People内部矛盾，重在治本，防患于未然。”

秘书领命而去。霍雨辰再次转向窗外，蝉鸣依旧，但他的心境似乎平和了许多。他知道，随着整风运动的预告和“双百”方针的提出，社会的活力与矛盾都将被进一步释放。这些指示，是他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更大波澜而提前布下的棋子，旨在引导各级干部学会在更加复杂、有时甚至显得“混乱”的民主氛围中，驾驭局势，改进工作，最终巩固政权。风暴或许难免，但他决心要让它成为一场洗礼，而非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