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

共和国历八年的夏天，随着“百花齐放”的深入，星罗城的空气里仿佛都漂浮着躁动的言论孢子。在大多数批评者本着建设性初衷，针对官僚主义、特权现象等提出意见的同时，一些不和谐的杂音，也开始在边缘地带滋生、放大，如同肥沃土壤中不可避免会冒出的几株毒蕈。

霍雨辰案头的报告，内容开始变得复杂。除了记录那些切中时弊的批评，也开始出现一些描述“异常动向”的密件。这些密件不是来自宣传部门，而是通过特定渠道，直接呈送到他的手中。

在毗邻港口的大型红星造船厂，一名叫王振海的翻砂工，平日里就好吃懒做、不服管理。在“大民主”的呼声传来后，他仿佛找到了凭仗。他不仅拒绝完成既定的生产定额，还串联了几个同样散漫的工友，公然提出要厂方立刻将工资普涨三级，并无条件分配新建的职工楼房，否则就要发动全厂罢工。他们堵塞车间通道，抢夺工长的工作记录，甚至对前来劝说的工会干部推搡辱骂，导致部分生产线陷入瘫痪。正常的、关于改善工作条件的讨论，在这里演变成了赤裸裸的要挟和破坏生产秩序的行为。

在北方大学的校园里，一个名叫李志刚的学生，其家族在旧时代是当地有名的士绅，对当下的社会制度始终心怀怨怼。他利用学生对食堂伙食和住宿条件的不满，在校园里四处演讲，不仅夸大其词，更公然散布谣言，声称“上级克扣了学生的粮油补贴，用于干部特供”，甚至影射“整个教育制度都是新的压迫工具”。他的言论极具煽动性，将合理的诉求扭曲成了对共和国根本制度的攻击，在部分不明真相、情绪激动的学生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几次险些酿成群体性事件。

这些情况，被以严谨、客观的文字记录下来，呈报到了霍雨辰这里。他没有立刻勃然大怒，而是仔细阅读了每一个细节，包括地方和基层单位最初试图通过沟通、解释来化解矛盾，但却遭到蛮横拒绝的过程。

夜色深沉，书房灯火通明。霍雨辰放下报告，指节轻轻敲击着桌面。他意识到，“和风细雨”的理想，必须建立在社会基本秩序和法治的堤坝之内。他推动整风和鸣放，是为了治病救人，是为了建立更健康的民主政治，绝不是要纵容无政府状态和破坏行为。

他提起笔，在一份需要他批示的文件上，写下了深思熟虑的按语，其精神很快在一次内部高层会议上，通过他沉静而有力的声音传达出来：

“……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 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千钧之力，清晰地划出了一道红线，“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

他环视在场的人员，目光锐利如刀：“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 这句话，斩钉截铁，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他清晰地指出了这种做法的合法性来源：“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这番指示，如同给正在执行“双百”方针而有时感到困惑的各级干部，注入了一剂清醒剂。它明确告知：民主不是混乱，自由不是无法无天。ABC社鼓励批评，但绝不容忍借批评之名行破坏之实；政府倡导民主，但必须坚决维护绝大多数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正常社会秩序。

很快，红星造船厂的王振海及其核心同伙，因破坏生产、扰乱秩序，被公安部门依法带走调查。北方大学的李志刚，在经过严肃的校纪处理和事实澄清后，其散布谣言、煽动对立的行为也被有效制止。

这些个别的、必要的法律制裁，像外科手术般精准，切除着试图利用宽松环境滋事的毒瘤。消息传开，大多数渴望真正变革的干部群众，非但没有感到恐惧，反而觉得安心。他们看到，最高层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运动有着明确的边界，这反而保障了那些真正有益的意见能够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得以表达和讨论。

霍雨辰站在窗前，望着远方沉沉的夜幕。他知道，维持“放”与“收”、“民主”与“专政”的平衡，将是一场极其艰难的走钢丝表演。过于严苛，会扼杀生机；过于放纵，则会天下大乱。他必须时刻手握缰绳，控制着这辆由思想和激情驱动的巨辇，在历史的峡谷中平稳前行。而法律的锋芒，正是这缰绳上最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