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2

共和国历五年的文坛，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青年批评家希凡与杨建中那篇向学术权威僧宝发起挑战的檄文《关于〈白楼简论〉及其他》，在寻求发表的过程中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阻力。正如霍雨辰后来所洞察的那样，这阻力并非来自明确的反对，而是源于一张以“权威”、“资历”和“学术规范”为名织就的无形之网。

一些文学刊物的编辑，面对这篇锋芒毕露的稿件，面露难色。他们并非完全不同意文章的观点，但更多地是出于一种习惯性的敬畏与谨慎。“僧宝先生是研究《白楼》的泰斗，”这样的声音在编辑部内流传，“年轻人提出不同见解可以，但如此尖锐的批评，是否不够稳妥？是否需要先请僧宝先生过目回应？” 种种借口之下，实质是一种不愿得罪学界权威、不敢打破既有平衡的惰性。这种惰性，在霍雨辰看来，正是旧的思想秩序得以维持的温床。

最终，这篇险些被埋没的文章，在共和国历五年第九期的《文史哲》上得以刊出。《文史哲》作为崤山大学的学报，虽在学术界享有声誉，但其影响力主要局限于学院内部，远非面向全国文艺界和大众的权威平台。文章在此发表，更像是在相对边缘的领域激起了一丝涟漪，并未能撼动以僧宝为代表的、占据主流话语权的学术观点。

然而，这条看似不起眼的涟漪，却意外地荡到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不知通过何种渠道，这篇文章及其发表的波折，引起了霍雨辰的注意。他仔细阅读了希凡和杨建中的文章，其观点与他所倡导的、要用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重新审视一切文化遗产的精神不谋而合。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并非一场简单的学术争论，而是新旧思想势力在古典文学研究这一重要阵地上的一次前哨战。两个“小人物”的挑战，恰恰印证了群众中蕴藏着打破权威迷信的巨大能量。

他当即作出指示，要求将这篇文章在《文艺报》上转载。《文艺报》是共和国文艺界的风向标和最高理论阵地，在此转载，意味着将这场学院内的争论，提升到了全国性的思想斗争高度，赋予了其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

命令下达了，但执行过程中却再次遇到了那种无形的、软性的抵抗。《文艺报》的主编冯画室，一位资深的、与文艺界各方关系盘根错节的老编辑，在奉命转载此文时，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犹豫。他或许认同文章的部分观点，但更倾向于维护学术圈表面上的和谐，不愿看到激烈的批判导致分裂。于是，他在文章前面加了一段精心构思、措辞极其暧昧的“编者按语”。按语中，他一方面肯定“作者试图用新的观点来研究《白楼》，其探索精神是可贵的”，另一方面却又强调“僧宝先生的研究有其历史贡献和学术价值”，认为“不同学术观点应该平等讨论”，试图将这场尖锐的意识形态批判，淡化、稀释为一次普通的、可以“百家争鸣”的学术商榷。这种和稀泥的态度，旨在抹平斗争的锋芒，维持旧有格局。

这份带着暧昧按语的《文艺报》送到了霍雨辰的案头。阅毕，他震怒了。冯画室的按语，在他眼中，绝非简单的编辑技巧问题，而是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的问题。这印证了他之前的判断：“大人物”不仅在阻拦“小人物”的发声，甚至试图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与资产阶级唯心论讲“统一战线”，这是他所绝不能容忍的投降主义。

共和国历五年十月十六日，一封措辞严厉、定调极高的信件从霍雨辰的办公室发出。信中，他明确指出，希凡和杨建中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白楼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他将僧宝的唯心论观点明确归类为“希彊资产阶级唯心论”，指出其“毒害青年三十余年”，认为反对这一流派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他特别尖锐地批评了以冯画室为代表的那种阻挠和调和的态度：“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这封信如同一道霹雳，瞬间击穿了文艺界试图维持的表面平静。《文艺报》被责令进行严肃检查，冯画室的主编职务随后被撤销。一场由最高领袖亲自发动和指挥的、针对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乃至整个文化界“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清算风暴，以这篇关于《白楼》研究的批评文章为导火索，正式拉开了帷幕。两个“小人物”的命运由此改变，而整个共和国的文化景观，也即将迎来一场剧烈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