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3

共和国历五年的文坛风波，在霍雨辰那封措辞犀利的信件之后，迅速升级为一场全国性的思想清算运动。《真理报》作为最高理论喉舌，率先发表了袁凡陀的《可贵的第一枪》，这篇文章如同吹响了总攻的号角，将希凡、杨建中对僧宝的个别批评，正式定性为一场针对“希彊资产阶级唯心论”体系的开火。

一时间，批判的浪潮汹涌澎湃。在文艺界权威人士麦克昂和周扬的带领与组织下，大批学者、批评家纷纷投入战斗。他们撰写文章，召开座谈会，从各个角度对以僧宝为代表的“希彊”学术体系进行猛烈抨击。这场批判的规模空前，到了共和国历六年，结集出版的《希彊思想批判》文集，字数竟高达惊人的二百万字，堪称一次思想领域的地毯式轰炸。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声势浩大的批判，在当时仍然被严格限制在“学术批判”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范畴之内。其目的，被表述为“澄清思想”、“辨明是非”，而非直接从组织上消灭对手。因此，作为被批判的核心人物，僧宝本人由于态度端正，及时承认了“错误”，并未受到撤职、查办之类的组织处分，他所校注的《白楼》版本也得以继续出版发行。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当时斗争策略上的某种考量：重点在于摧毁其理论权威性和思想影响力，而非肉体消灭或完全剥夺其工作权利。

这场批判运动，其深层逻辑在于对学术研究阶级性的深刻认知和彻底贯彻。在主导这场运动的力量看来，资产阶级的学术研究，其根本缺陷在于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他们往往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特别是阶级斗争的现实，去孤立地、静止地看待文化现象。其研究方式，或是卖弄琐碎的考据才学，或是沉溺于抽象的概念游戏，通过“繁冗的咬文嚼字”掩盖其回避现实政治问题的本质。其根本目的，在于宣扬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永恒性”与“合理性”。

与之相对，无产阶级的学术研究则旗帜鲜明地宣称，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都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党性，绝不存在脱离社会基础的“纯粹学术”。无产阶级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世界，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装饰知识的门面，而是为了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论证旧世界必然灭亡、新世界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从而服务于彻底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斗争。而资产阶级学者之所以顽固坚持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其根源在于他们需要借此掩盖剥削压迫的实质，模糊阶级矛盾，为行将就木的旧制度提供理论上的庇护所。因此，这种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阶级斗争在思想领域的直接反映。

基于这种认识，对“希彊唯心论”及其流毒的批判，就绝非可有可无的学术兴趣之争，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在取得政权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然要求。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与经济战线、政治战线的斗争一样，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更为隐蔽和关键的战场。不彻底批判并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学术范式与世界观，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就无从谈起，甚至可能面临政权得而复失的危险。

因此，尽管僧宝个人得以幸免于严厉的组织处理，但他所代表的那一套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却在共和国历五至六年这场猛烈的批判风暴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致命的冲击。其“权威”地位被彻底颠覆，其思想影响被大力肃清。这为日后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领域全面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学术”体系，扫清了重要的障碍，奠定了坚硬的理论基石。这场发生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风波，由此成为共和国思想文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白楼》研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