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4

共和国历五年这场由《白楼》研究引发的风波，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学术观点之争。它如同一面清晰的镜子，照出了共和国成立数年后，文化领域内依然顽固存在甚至在某些方面加剧了的深层问题——一种以权威为圭臬、以资历划界限的官僚主义作风。

这种现象的本质在于，旧的学术等级秩序并未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而自然瓦解，反而在新的体制内找到了寄生的空间。编辑部的顾虑，“大人物”的无视或阻拦，都清晰地表明：一个普通研究者，仅仅因为其“小人物”的身份，即便其观点更符合社会主义文化的方向，也难以挑战被奉为“大家”的学术权威。这种论资排辈、以人微言轻为由压制新锐见解的做法，在霍雨辰及其支持者看来，绝非社会主义的文化民主，而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文化路线”。资产阶级文化恰恰依赖于构筑知识壁垒和权威神话，以维持其意识形态的垄断。社会主义的文化路线，其生命力恰恰在于打破这种垄断，倡导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方向的前提下，允许和鼓励一切科学研究和文艺作品自由发表、平等竞争，真理越辩越明，绝不能因挑战了权威就遭受封杀。

霍雨辰在这场斗争中的策略运用，也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和某种程度上的克制。他敏锐地意识到，直接、全面地冲击国内像僧宝这样具有广泛影响的学者，可能会引发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过度恐慌和强烈反弹，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因此，他巧妙地采取了“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将批判的矛头和主要火力集中指向了远在日月帝国的希彊。希彊作为理论源头，是一个相对安全的批判靶子，将其定性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总根源，既能在理论上彻底否定僧宝等人的研究方法，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将具体的学者个人（如僧宝）从风暴中心剥离出来。

这一策略，确实如分析所指，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护知识分子的考虑”。其目的在于解决思想问题，而非简单地惩处个人。这正体现了当时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所倡导的“思想斗争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对希彊唯心论的批判是严厉的、不留情面的，力求在理论上彻底驳倒；但对于被卷入的具体学者，只要承认错误、转变立场，则在组织上给予出路。僧宝未受严厉处分，其著作仍可发行，便是这一原则的体现。这种做法，意在实现既清算错误思想，又尽可能缩小打击面、维护文化战线稳定的政治目标。

然而，这场斗争也深刻地暴露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文化领域的破旧立新依然任重道远。官僚化的学术权威体系与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交织，使得“百花齐放”的理想在实践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通过这次“开火”，霍雨辰成功地打破了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旧有的权威结构，为确立新的、以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的研究范式扫清了道路。但如何防止新的学术权威再次僵化、如何真正建立保障“小人物”挑战权的人民民主文化机制，依然是悬而未决的课题。这场风波，既是此前整风精神的延续，也预示着未来文化道路上更多的风云变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