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田埂上的字
我六岁那年，世界是由田埂、野草和泥土地构成的。每天天刚亮，父亲扛着锄头出门时，我就攥着捡来的柳树枝，蹲在自家田埂边，在湿软的泥地上划拉。
田埂窄得像条带子，野草从裂缝里钻出来，挠着我的脚踝。父亲在田里割麦子，麦浪翻着金浪，把他的影子压得很低。母亲捆麦秆的动作又快又稳，汗水顺着她的鬓角往下淌，滴在麦秆上，洇出小小的湿痕。我用柳树枝写“人”“口”“手”，字歪歪扭扭，风一吹就被野草盖住，得赶紧再描一遍。
“阿默，别在泥里瞎折腾！”母亲歇晌时走过来，伸手把我拉起来。她的手掌粗糙，带着麦秆的毛刺，却比田埂上的泥土还暖。我仰头看她，她额头上的汗珠滚到下巴，砸在我手背上，凉丝丝的。“妈，王老师说，写字能知道外面的世界。”我举着柳枝，指着泥地里快要模糊的字，“将来我要写故事，让城里人也能看到。”
母亲笑了，从布兜里掏出半个白面馒头。那时候白面金贵，她总把好的留给我，自己啃掺了玉米面的窝头。“咱阿默有出息，”她帮我擦掉脸上的泥，“但得先把饭吃好，长结实了才有力气做事。”
父亲直起腰，朝着我们喊：“阿默，给爸递瓶水！”我攥着馒头跑过去，鞋底沾着的泥块掉在田埂上，发出“噗”的轻响。父亲咕咚咕咚喝了大半瓶水，粗糙的手掌摸了摸我的头：“要是能写出名堂，给咱村写块牌匾，让十里八乡都知道，陈家出了文化人！”他的手比母亲的更糙，掌心的老茧硌得我头皮发麻，那是常年握锄头磨出来的印记。
那天晚上，我在油灯下用铅笔描红。作业本是糙纸订的，稍微用力就会破。母亲坐在旁边纳鞋底，油灯的光忽明忽暗，照得她眼角的皱纹像田埂上的裂纹。“别写了，明天还得上学。”她给我掖好被角，“不管将来做啥，妈都盼你平平安安的。”我“嗯”了一声，却在被窝里偷偷把父亲的话记在心里——要写出名堂，要让村里人都骄傲。
第二章 旧书里的远方
上小学三年级时，王老师给我们读《小英雄雨来》。读到雨来把敌人引进埋伏圈，全班同学都拍着手喊“厉害”。王老师合上书问：“你们长大了想做什么？”有人说当解放军，有人说当医生，我猛地站起来：“我要当作家，写好多好多故事！”
教室里哄堂大笑，后排的狗蛋喊：“阿默，作家是吃白面馒头的，你连作业本都快买不起了！”我脸涨得通红，攥着衣角说不出话。王老师却摆了摆手：“阿默有这个心很好，努力了就有可能。”
放学后，王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掉了封面的书：“这是《安徒生童话》，你拿去看，里面的故事都很有意思。”书的纸页泛黄，边角卷得像波浪，还沾着淡淡的霉味。我抱着书，像抱着块宝贝，一路小跑回家。
那天晚上，我躲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照着看书。读到《卖火柴的小女孩》时，眼泪把书页都打湿了。母亲被我的抽泣声吵醒，掀开被子问我怎么了。我指着书说：“她太可怜了，我以后要写让人开心的故事。”母亲摸了摸我的头，没说话，只是给我换了块干毛巾擦脸。
从那以后，我成了村里的“借书郎”。东家借《三国演义》，西家借《水浒传》，不管能不能看懂，都看得入迷。有次借到一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书太厚，我每天放学就趴在父亲给我淘的旧书桌上读。读到孙少平在工地上啃黑面馍，我总想起父亲在田里啃窝头的样子，鼻子一酸，眼泪就掉在书页上。
母亲见我总抱着书，难免念叨：“别总看闲书，把课本学好才是正经事。”我嘴上答应，却把书藏在书包最底层，课间偷偷看。父亲倒是支持我，他说：“多看书长见识，将来不管干啥，有文化总没错。”他还特意去镇上废品站，给我找了个铁皮盒子，让我装借来的书。
有天晚上，我在灯下写日记，写田埂上的野草，写母亲纳鞋底的样子，写父亲磨锄头的声音。王老师看到我的日记，在后面批了一行字：“文字有温度，要多观察生活。”那行字，我剪下来贴在铁皮盒子上，每次打开盒子拿书，都要念一遍。
第三章 笔记本里的林野
上初中时，我要去镇上读书，每天得走十里地。天不亮我就揣着母亲煮的鸡蛋出门，踩着田埂上的露水，心里却揣着劲儿——镇上有书店，能看到更多书。
初中的语文老师姓刘，刚从师范毕业，戴一副黑框眼镜，总给我们推荐课外书。他知道我爱写作，就把自己的《鲁迅全集》借给我：“慢慢读，感受文字里的力量。”我抱着那套书，像抱着稀世珍宝，每天晚上都读几页，还把喜欢的句子抄在笔记本上。
有次作文课，题目是《我的梦想》。我写了自己想当作家的事，还写了一个叫“林野”的少年——他从农村去城市，靠写作实现了梦想。刘老师给我打了满分，还在班上朗读：“林野就是阿默的影子，有冲劲，有韧性。”
那天放学，刘老师对我说：“写作就像种庄稼，得扎根土地，不能空想。你写林野，要多写他遇到的困难，这样才真实。”我把这话记在心里，开始在笔记本里给林野加“磨难”：他在城里找不到工作，住地下室，靠捡废品换钱买稿纸，但他从没放弃写作。
我把笔记本当成宝贝，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有次体育课，笔记本被同学不小心掉进泥坑，我抱着本子蹲在地上哭，像丢了魂。刘老师知道后，给我买了个新本子：“本子脏了可以换，只要故事在心里，就丢不了。”
初中三年，我写满了三个笔记本的林野故事。寒暑假回家，我就坐在田埂边，看着父亲种地，母亲喂猪，把这些场景都写进林野的故事里。林野不再是凭空想象的人物，他会像父亲一样扛锄头，像母亲一样蒸窝头，像我一样在油灯下写字。
中考那年，我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父亲杀了家里唯一的老母鸡，母亲做了一桌子菜。父亲举起酒杯：“阿默，好样的！以后去了县里，继续好好写，爸等着看你的书！”我端起酒杯，眼泪差点掉下来——那一刻，我觉得林野的梦想，离我越来越近了。
第四章 县城里的光
高中在县城的老街上，校门口有一家小书店。我成了书店的常客，每次省下饭钱，就买一本打折的书。书店老板姓周，头发花白，总坐在柜台后看报纸。他知道我爱写作，就给我留最新的文学期刊：“小伙子，多看看别人怎么写，对你有帮助。”
高一那年，县里举办作文比赛，题目是《远方》。我写了林野在城市里的经历：他在工地打工时，还坚持在路灯下写稿；他投了很多稿子，都被退了回来，却从没放弃。这篇作文得了一等奖，奖品是五百块钱和一套《巴金选集》。
我拿着奖金，给父母买了新衣服，剩下的钱全买了书。母亲摸着新衣服，眼眶红红的：“阿默长大了，会疼人了。”父亲没说话，只是把我买的书整整齐齐摆在书架上，逢人就说：“这是我儿子得的奖，买的书。”
高二那年，我开始给杂志社投稿。每次把稿子投出去，都像把希望寄了出去。可等来的，大多是退稿信。有次收到一封来自省城杂志社的退稿信，编辑写了一行字：“故事有诚意，但缺乏生活质感，需多体验。”
我拿着退稿信，坐在书店门口发呆。周老板走过来，递给我一杯热水：“退稿很正常，哪个作家没被退过稿？重要的是坚持。”他还给我推荐了汪曾祺的《人间草木》：“看看人家怎么写平凡日子，文字里全是烟火气。”
我抱着那本书，读了一遍又一遍。看到里面写“昆明的雨”“端午的鸭蛋”，突然觉得，自己之前写的林野，太“飘”了，没有扎根在生活里。从那以后，我开始写县城的老街，写书店里的周老板，写校门口卖烤红薯的大爷，文字渐渐有了烟火气。
有次，我的短文《老街的灯》发表在省城的文学期刊上，拿到了两百块稿费。我拿着样刊，跑到书店给周老板看。周老板戴上老花镜，仔细读了一遍，笑着说：“阿默，你看，扎根生活的文字，就是不一样。”那天晚上，我在笔记本里给林野加了一段：他在城市里逛老街，吃烤红薯，突然明白，好故事藏在平凡日子里。
第五章 离开的勇气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考上了省城的专科学校，学文秘专业。父母既开心又担心：“省城离家远，你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我抱着他们，说：“放心吧，我会好好读书，继续写作，将来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开学那天，父亲送我去省城。火车站里人来人往，父亲帮我扛着行李，一路叮嘱：“别不舍得花钱，吃好点；遇到难处别硬扛，给家里打电话。”火车开动时，父亲站在站台挥手，身影越来越小，我突然红了眼眶。
专科学校的课程不重，我把更多时间花在写作上。学校图书馆有很多文学书，我几乎每天都泡在里面。周末的时候，我就去省城的老街逛，观察街上的人，听他们聊天，把有意思的故事记在笔记本上。
有次，我在老街遇到一个摆地摊的老人，他卖自己写的诗集，十块钱一本。我买了一本，和他聊了起来。老人说：“我写了一辈子诗，没发表过几本，但我喜欢，就够了。”他的话，让我心里很触动——原来，写作不一定非要成名，喜欢就值得坚持。
专科三年，我写了很多短文，也发表了几篇，拿到的稿费不多，却足够我买稿纸和书。毕业前，我把写林野的故事整理成一个中篇，题目叫《远方的票根》，投给了一个文学征文比赛。我抱着一丝希望，要是能获奖，说不定能出版，就能离作家梦更近一步。
毕业时，同学们大多找了稳定的工作，有人劝我：“阿默，找个文秘的工作，安稳度日多好，写作当爱好就行。”我摇了摇头——我想试试，想让林野的故事被更多人看到，想让父母为我骄傲。
离开学校那天，我背着行李，手里攥着征文比赛的投稿回执，站在省城的街头。阳光刺眼，车流不息，我突然觉得，自己像林野一样，终于踏上了“远方”的路，只是这条路，比想象中更难走。
第六章 城中村的书桌
毕业后，我没回老家，留在了省城。租的房子在城中村最深处，八平米，月租一千二。房间里只有一张三条腿的旧书桌，我找了半块红砖垫在底下，才算稳住。墙上贴满了从杂志上剪下来的作家照片：路遥、余华、陈忠实，他们的眼神，像是在给我打气。
我在一家小广告公司找了份文案的工作，月薪三千五。每天挤公交像打仗，前胸贴后背，呼吸都得小心翼翼。但只要回到出租屋，坐在书桌前，打开笔记本写林野的故事，我就觉得浑身是劲。
城中村的夜晚很热闹。楼下烤串摊的滋滋声，醉酒人的笑骂声，晚归电动车的鸣笛声，这些在别人听来是噪音的声音，我却当成“生活素材”。有次写到林野在城中村住的段落，我特意下楼，站在烤串摊旁，听老板和顾客聊天，把有意思的对话记在手机里。
巷口的老王头总在路灯下下棋，他的棋盘是块掉漆的木板，棋子磨得发亮。每次看到我，他都喊：“小伙子，别总闷在屋里写，过来下盘棋！”我笑着摆手：“王叔，等我小说出版了，送您一本签名版！”老王头咧着嘴笑：“好啊，我等着，可别让我等成老古董！”
有次，老板让我写一篇保健品文案，让我夸大功效，说“包治百病”。我拿着文案稿，梗着脖子说：“这是骗人的，我不写。”老板骂我“死脑筋”“不懂变通”，还说“写那些破小说能当饭吃？”我没接话，摔门就走了。
失业后的日子不好过。房租快到期，稿纸也所剩无几，口袋里的钱只够买泡面。我开始疯狂投简历，却屡屡碰壁——要么嫌我学历低，要么觉得我“太理想化”。有次去面试一家新媒体公司，面试官问我：“让你写标题党文章，能接受吗？”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摇了头：“我想写有价值的文字。”面试官笑了：“年轻人，先活下去，才有资格谈价值。”
那天晚上，我坐在书桌前，看着墙上的作家照片，第一次觉得迷茫。林野的故事写不下去了，我连自己的房租都快交不起，又怎么写他“闯荡远方”？
第七章 征文比赛的赌注
就在我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星辰文学奖”征文比赛，一等奖有五万块奖金，还能出版作品集。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立刻点开官网，把征稿要求读了一遍又一遍。
五万块，足够我交一年房租，还能买一堆稿纸，安安心心把《远方的票根》写完。更重要的是“出版”——这意味着林野的故事能被更多人看到，说不定还能吸引出版社编辑的注意。
我开始没日没夜地改稿。把林野“理想化”的情节删掉，加了他在工地搬砖、在餐馆洗碗的段落，甚至把自己失业后吃泡面的经历，都写进了林野的故事里。改稿累了，就趴在书桌上眯一会儿，醒来继续写。城中村的蚊子多，我就点上蚊香，咬得满腿包也不管。
为了凑参赛费和打印稿子的钱，我找了份外卖员的工作。电动车是在二手市场花八百块买的，电池不太好使，每天得充两次电。我穿着蓝色的外卖服，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写字楼到老小区，从高档餐厅到路边小摊。
有次送一份火锅外卖，汤汁洒了一半，顾客当着我的面摔了门，还投诉到平台，扣了我五十块钱。我站在楼道里，看着自己沾满油污的手，突然想起林野在餐馆被老板骂的场景，鼻子一酸，却赶紧掏出手机，把这段经历记在备忘录里——这是“生活素材”。
每天送完最后一单，我都会绕到巷口的打印店，把当天修改的内容打印出来。打印店老板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每次都笑着问：“又来打印小说啊？快写完了吗？”我点点头：“快了，等出版了送你一本。”
有次送餐路过市中心的书店，橱窗里摆着最新一期的文学期刊，封面上是那个给我写退稿信的编辑。我停下电动车，盯着橱窗看了很久，心里又酸又涩。我想起他说我的故事“缺乏生活质感”，突然明白，之前的林野，不过是我凭空想象的“理想化身”，没有真正的“烟火气”。
离截稿还有三天时，我熬了三个通宵，改完了最后一章。林野最终没有一夜成名，而是在城市的老街开了家小书店，一边卖书，一边写故事。结尾我写：“所谓远方，不是抵达某个终点，而是认真走过的每一段路。”
投稿那天，我把稿子仔仔细细装订好，走了三站地，投进邮局的信箱。站在信箱前，我双手合十，心里默念：“这次一定能成，为了父母，为了林野，也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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