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轴转的高强度工作，加上胡刚事件带来的持续心理压力，终于让曾克强这根紧绷的弦达到了极限。他因严重脱水和过度疲劳，被郑一民几乎是押着送进了医院急诊室，强制挂上了点滴。冰凉的液体顺着针管流入血管，暂时压下了一些身体的不适，但他眉头依旧紧锁，脑子里还在不受控制地闪过各种案件片段和胡刚苍白的面容。
急诊室里人来人往，嘈杂而忙碌，充斥着病痛、焦虑和各种难以言状的气味。曾克强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试图忽略周遭的混乱，争取哪怕片刻的休息。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喧哗和担架车轮的滚动声打断了他的昏沉。几个工友模样的人，七手八脚、满脸焦急地抬着一个浑身散发着浓烈酒气、额角淌血的民工冲了进来，大声呼喊着医生。
“医生！快救救他！我兄弟摔着了！”
“喝多了，没站稳，脑袋磕桌角上了！”
曾克强微微睁开眼瞥了一下。病人看起来四十多岁，面色潮红，呼吸粗重，额角的伤口不算特别大，但人已经意识模糊。典型的醉酒意外伤，在这种地方太常见了。他重新闭上眼，没太在意。
医护人员迅速上前接手，检查、清创、测量生命体征。起初一切似乎只是按部就班的急救流程。然而，没过多久，情况急转直下！那名被称为王大勇的民工突然开始出现剧烈的抽搐，心率监护仪发出刺耳的警报声！医生护士立刻进行紧急抢救，电除颤、注射强心针……但一切努力都回天乏术。短短十几分钟内，王大勇的生命体征就彻底消失了。
宣布死亡的那一刻，他的工友们全都懵了，难以置信地喃喃自语：“不可能啊……就是磕了一下……咋就没了呢？”
原本嘈杂的急诊室角落，瞬间被一种诡异的寂静和死亡的气息笼罩。
曾克强不知何时已经坐直了身体，他拔掉了手背上的针头，用棉签按着，目光锐利地盯着那具刚刚被蒙上白布的尸体，又扫过那几个惊慌失措、面面相觑的工友。
磕了一下桌角，绝不足以造成这种瞬时死亡。酒精中毒？也不像。那抽搐和急剧的心衰……
多年的刑警直觉让他嗅到了一丝非同寻常的气息。这绝不像一起简单的意外。
他立刻用手机悄悄联系了组里，正好白羚在附近执行任务。他简短交代了几句，让她立刻赶来医院，“这个民工的死有蹊跷，你留下来，仔细问问情况，尤其是他今晚到底喝了多少，和谁喝的，怎么磕到的，一点细节都不能放过。”
白羚很快赶到，曾克强低声和她交换了意见，便匆匆离开医院——又一个紧急警情传来，他必须立刻赶赴另一个现场。
城郊结合部的一条偏僻道路上，发生了一起飞车抢劫杀人案！受害者是一名女性，被抢匪驾驶摩托车抢夺手提包时拖拽倒地，头部遭受重创，生命垂危，已被送往医院抢救。
曾克强赶到时，现场已被封锁。路灯昏暗，地上残留着一滩血迹和一道清晰的摩托车轮胎擦痕。受害人的一只高跟鞋孤零零地掉在路边，诉说着当时的暴力。
技术队正在勘查。很快，医院传来消息，受害者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死者身份查明，叫徐曼，是一家公司的财务人员。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在她弥留之际，曾用尽最后力气对赶到医院的警察断断续续地哀求：“包……我的包……一定要……找到……里面有……公司的支票……很重要……求求你们……”
是什么样的支票，让一个人在生命最后一刻还念念不忘？是极度的工作责任心，还是另有隐情？
曾克强感到了沉甸甸的压力。一条人命，再加上可能涉及的企业重大资金安全问题。
就在他全力部署追查飞车劫匪、寻找那个被抢的手提包时，医院那边的白羚传来了关于民工王大勇之死的初步调查结果。
“曾哥，很奇怪。”白羚在电话里的声音带着困惑，“我详细问了那几个一起打工的老乡，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王大勇晚上喝了很多酒，醉得不省人事。但我偷偷去找了他们吃饭的那家大排档老板和服务员，旁敲侧击地问了，老板很肯定地说，王大勇那桌确实要了酒，但王大勇本人几乎没喝，一直在喝茶水，看起来心事重重的样子。他还提前走了，走的时候很清醒！”
没喝酒？曾克强的心猛地一沉。那医院里浓烈的酒气是哪来的？难道是……死后被人灌上去的？伪造醉酒意外的现场？
“还有更奇怪的！”白羚的语气变得急促，“王大勇的老婆张春玲来了，哭得那叫一个伤心，但……但总觉得有点假。而且，她一来就急着要开死亡证明，张罗着要马上把尸体拉去火化，说老家规矩，横死的人要尽快入土为安。医院这边还没出具正式的死亡证明（需要排除非正常死亡），她就在那儿又吵又闹……”
死后灌酒！急于火化！曾克强脑中瞬间串联起了所有疑点！这根本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目的就是掩盖真正的死因！
“白羚！想办法拖住她！绝不能让她把尸体火化了！我马上派人过去支援，控制住张春玲和她那几个所谓的‘工友’！重点查王大勇的社会关系和家庭矛盾，尤其是和他老婆的关系！”曾克强对着电话低吼，语气斩钉截铁。
行动迅速展开。张春玲和那几个作伪证的工友被分开讯问。在强大的心理攻势和警方出示的（大排档老板证言、尸体血液酒精浓度与所谓饮酒量不符等）证据面前，他们的谎言很快被逐个击破。
真相令人心寒。张春玲长期与其中一名工友保持不正当关系，两人合谋，利用王大勇患有潜在心血管疾病（这一点被他们知晓），制造了其醉酒后意外磕碰死亡的假象。那几个工友受了小恩小惠和威胁，做了伪证。他们事先给昏迷的王大勇灌下大量白酒，然后才送往医院，试图利用急诊室的忙碌和“醉酒”的先入为主观念蒙混过关，继而尽快火化，毁灭所有证据。
王大勇死亡案的迅速告破，并未让曾克强感到轻松，反而因为其动机的卑劣和手段的残忍而更加沉重。
与此同时，飞车抢劫杀人案的侦查也有了重大突破。通过大量的路面监控排查和线人提供的情报，警方锁定了两名飞车劫匪的藏匿地点，经过周密布控，成功将两人抓获，并起获了多个被抢的手提包，其中就包括徐曼的那个。
然而，当曾克强和季洁仔细检查徐曼的包时，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她临终前念念不忘的什么“公司支票”。钱包里的现金被拿走了，但其他物品似乎都在。夹层里，只有一张被仔细折叠起来的、来自某妇幼保健院的化验单。
化验单上的名字不是徐曼，而是一个叫“马小兰”的女人。诊断结果一栏，清晰地写着：早孕，妊娠约8周。
徐曼的包里，为什么会有一张陌生女人的怀孕化验单？还如此珍重地收藏着？这张化验单，和她临终遗言里提到的“重要支票”，有什么关联？难道“支票”只是她情急之下的一个代指或暗号？
所有的疑点，似乎都指向了徐曼的社交圈，尤其是她的感情生活。调查发现，徐曼虽然已婚，但与单位一位名叫于南洋的男同事关系密切，交往过从，在单位里已是半公开的秘密。
曾克强立刻带人传唤了于南洋。于南洋表现得悲痛而配合，对徐曼的死表示震惊和难过，承认两人关系较好，但坚称只是比较谈得来的同事，对于徐曼包里的怀孕化验单（马小兰）则表示完全不知情，也从未听徐曼提起过。
询问过程看似顺利，但在于南洋家中，曾克强注意到了于南洋那个刚满十八岁的儿子于小军。不同于父亲的“悲伤”，于小军显得异常沉默和……冷漠。他坐在客厅角落，低着头玩手机，全程没有看警察一眼，也没有对父亲同事的惨死表现出任何情绪波动。当曾克强试图和他搭话，问他是否认识徐曼时，他猛地抬起头，眼神中飞快地闪过一丝不符合年龄的阴鸷和恨意，生硬地回了句“不认识”，然后立刻起身回了自己房间，“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这个细微的反应，像一根针，刺中了曾克强的职业神经。这个少年，绝对知道些什么，而且情绪很不正常。
警方加大了对那两名飞车劫匪的审讯力度，重点追问是否有人指使。起初，两人咬定是随机抢劫。但在警方抛出徐曼包里并未找到大额支票、此案可能涉及买凶杀人的分析，并出示相关政策进行攻心后，其中一名心理素质较弱的劫匪终于崩溃，交代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确实有人雇他们去抢徐曼的包，并“给她点教训”，最好让她不能再纠缠。雇主承诺事成之后给予重金酬谢。而联系他们、支付定金的人，经过辨认，正是于南洋那个刚刚成年的儿子——于小军！
案件性质瞬间逆转！这不是简单的飞车抢劫致人死亡，而是一起有预谋的雇凶杀人！
于小军被依法逮捕。在确凿的证据和警方的审讯下，他最终交代了全部罪行。动机源于家庭——他无意中发现了父亲于南洋和徐曼的婚外情，又偷听到了徐曼以怀孕（化验单上的马小兰很可能是徐曼使用的化名或小名）为借口，逼迫于南洋离婚娶她，否则就要闹到单位，让他身败名裂。于南洋优柔寡断，疲于应付，家庭气氛长期冰冷压抑。
于小军憎恨徐曼破坏他的家庭，更恐惧家庭的彻底破碎。一种扭曲的“保护家庭”的念头，加上青春期的冲动和法盲的无知，让他竟然想到了找一个“社会上的朋友”帮忙“解决”问题。他偷拿了家里的钱，通过一些不三不四的关系，联系上了飞车劫匪，导演了这起悲剧。
一个刚刚成年的孩子，因为父亲对感情和家庭的不负责任，最终选择了用最极端、最错误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将自己和整个家庭都推向了万劫不复的绝路。
真相大白，却无人感到喜悦。曾克强看着审讯室里那个低着头、身形单薄、脸上还带着一丝稚气却已背负人命案的少年，又想到那个同样因家庭情感纠纷而死于非命的民工王大勇，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沉重与唏嘘。这些发生在普通人生活中的悲剧，其残酷程度，有时丝毫不亚于那些穷凶极恶的大案。欲望、背叛、冷漠、无知，交织成一张致命的网，吞噬着卷入其中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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