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槐花落尽的季节。
暑假像一阵风似的掠过去,蝉鸣声还挂在树梢上,新学期就开始了。
陈杨去了北方的大学,而我留在了南方。送行的那天,火车站里挤满了人。他穿着那件熟悉的白色T恤,背包带松松地垮在肩上。
“别忘了给我寄你们那的槐花,”他笑着说,“北方也有槐树,但肯定不是这个味道。”
我点点头,喉咙里像堵了什么东西。列车员开始催促,他转身汇入人流,在车厢门口又回头挥了挥手。
回学校的公交车上,我靠着窗,看城市从眼前流过。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陈杨发来的消息:“发现一枚书签,和你那枚很像。附照片:北方槐花,略小,香气却浓。”
我笑了笑,把手机贴在心口。
大学生活比想象中忙碌。我加入了文学社,偶尔给校刊写些短文。沈薇和我在同一所大学,她读设计,常常拉着我去写生。赵昊去了摄影专业,时不时寄来明信片,背面总是他拍的照片。
“你变了很多,”母亲有一次在电话里说,“声音听起来明亮了。”
我握着话筒,望向窗外。宿舍楼下的槐树已经结果,长长的豆荚在风里摇晃。是啊,我变了。不再害怕在课堂上发言,甚至开始享受小组讨论。周末会和室友一起去逛街,偶尔也去参加联谊。
但每当走过图书馆二楼,看到那个靠窗的位置,心里总会轻轻一沉。
陈杨的信每周都会来。不是电子邮件,而是实实在在的手写信。他说北方干燥,秋天来得早;说加入了话剧社,被安排演一棵树;说食堂的菜太咸,想念家乡的味道。
我在回信里写南方的雨季漫长,写文学社的趣事,写沈薇恋爱又失恋,但从不问那个最想问的问题。
十二月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图书馆查资料,手机突然响起。
“我在你校门口。”陈杨的声音带着电流声,还有呼呼的风声。
我几乎是小跑着穿过整个校园。他站在大门外的槐树下,穿着厚厚的羽绒服,鼻子冻得通红,手里提着一个小纸袋。
“你怎么来了?”
“话剧社来交流演出,只有一天时间。”
我们沿着熟悉的校道走,他讲大学生活里的趣事,我安静地听。走到那棵老槐树下,他停下来,从纸袋里拿出两个保温杯。
“尝一下,北方的槐花蜜。”
拧开杯盖,热气裹着甜香涌出来。我小心地喝了一口,温暖从喉咙一直滑到胃里。
“其实,”他低头踢着地上的落叶,“我申请了转学,下学期就回来。”
保温杯在我手里微微一颤。
“为什么?北方的学校不是更好吗?”
“是好,但不是想要的。”他抬头看我,眼神认真,“我发现有些东西,比学校排名更重要。”
路灯突然亮起来,柔和的光线透过光秃的槐树枝丫洒下来。远处传来晚自习的铃声,一声接着一声,像是心跳的节奏。
“记得你写的那个故事吗?关于阳光每天偏移一点点的那个。”他轻声说,“我当时没完全读懂,但现在明白了。有些改变就是这样,等你注意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逆转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到某一页。那上面压着一朵槐花,已经干枯,但形状完好。
“去年夏天捡的,”他说,“那天你在图书馆说话说激动了,手一挥把它从窗外扫了进来。我偷偷收起来了。”
我望着那朵被时间定格的槐花,忽然明白改变从来不是突然的。它是一个个微小的瞬间,是每天延长的一分钟日照,是悄悄积累的勇气,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却再也不想结束的思念。
路灯下,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交织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