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笺

1986年的霜降，沈砚之在整理父亲遗物时，从樟木箱底翻出个褪色的布包。里面没有值钱物件，只有一沓泛黄的信笺，信封上的字迹清瘦，落款全是“阿澈”，收信人却空着。

信是从1968年开始写的。第一封只有寥寥数语：“砚之今日入厂，机床声震得耳朵疼，倒比老家的蝉鸣热闹。你说过要来看我，可铁轨长得像没有尽头。”沈砚之指尖发颤，他认得这字迹，是父亲临终前反复摩挲的那张旧照片上的少年——父亲总说那是故友，却从不愿多提名字。

往后的信渐渐长了起来。阿澈会写厂区的梧桐叶落了几层，写食堂的窝窝头硌牙，写夜里和工友挤在通铺，听父亲讲老家的山楂树。有一封里夹着片干枯的梧桐叶，叶脉间写着极小的字：“今日见你穿新工装，袖口还没熨平，像只冒失的小雀。”沈砚之忽然想起，父亲衣柜最底层，确实压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袖口有块不明显的补丁。

翻到1970年的信时，纸页上沾着褐色的痕迹，像干涸的血。“砚之被派去修水库，听说那里很危险。我偷偷塞了袋红糖在他行李里，他骂我浪费，却把糖纸叠成了小船。如果我能识字就好了，就能写更长的信给你。”沈砚之喉头发紧，父亲生前最宝贝的，就是个铁皮盒里的糖纸船，足足装了半盒。

最后一封信写于1972年冬，字迹潦草得几乎辨认不清：“水库塌了，他们说你没出来。我在雪地里找了三天，只捡到你常戴的那枚铜戒，上面刻的‘澈’字磨得快看不见了。砚之，山楂该红了，你说过要和我一起摘的。”信的末尾，是大片晕开的墨渍，像哭花的脸。

沈砚之抱着信笺蹲在地上，眼泪砸在“阿澈”二字上。他忽然想起父亲晚年总坐在窗边发呆，手里攥着枚铜戒，嘴里念叨着“对不起”；想起父亲临终前说的胡话：“阿澈，糖纸船我还留着，你别生气了。”

他按着信上模糊的地址寻去，那是个偏远的山村。村口的老山楂树还在，树下坐着个白发老人，手里正叠着糖纸船。听见“沈砚之”的名字，老人手一顿，糖纸落在地上。

“你是……他的孩子？”老人声音沙哑，指节上布满老茧，掌心赫然握着枚铜戒，戒面刻着浅淡的“砚”字。

沈砚之把信递过去，老人逐字读着，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淌。“他当年没走，”老人哽咽着说，“塌方时他护着我，自己伤了腿。后来我被老家的人接走，逼我娶亲。他怕耽误我，就托人带了话，说他不在了。”

老人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件蓝色工装，袖口的补丁和父亲那件一模一样，口袋里塞着张照片——两个少年并排坐在山楂树下，笑得一脸灿烂，其中一个戴着枚铜戒，另一个手里攥着片梧桐叶。

“这信，我写了四十年，”老人摸着信笺上的折痕，“每年山楂红了，我都来这儿等，总觉得他会回来。”

沈砚之看着老人叠糖纸船的模样，和记忆里父亲的动作重合。原来那些年父亲藏在铁皮盒里的，不只是糖纸船，还有不敢言说的思念；原来那枚磨旧的铜戒，刻着两个人的名字。

临走时，老人把铜戒和信笺交给沈砚之：“替我给他带句话，山楂红了，我等了他一辈子。”

沈砚之把信和铜戒埋在父亲墓旁，又栽了棵山楂苗。第二年秋天，山楂树结了果，红彤彤的挂满枝头。他站在树下，仿佛看见两个少年摘着山楂，笑声随着风飘远，落在糖纸船上，漂向没有尽头的时光里。只是那些未说出口的心意，那些错过的岁月，终究成了永远的遗憾，藏在泛黄的信笺里，埋在厚厚的时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