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的裂缝(下)

我们分头行动。

我先去了记录在旧校舍角落的那个抽屉，里头半埋着一叠被人快步翻阅过的信件。

我小心翼翼抽出来，看见一封信的收件栏写着"校务委员会"。

打开，里面是一段简短到冷酷的建议：

"如欲维持学校名声，提议将该学生列为自动退学，并在适当情况下向外界声称其已自愿离校。"

信尾署名被刻意抹掉，但印章清晰可见。那个印章，是学校理事会的专用章。

我的手微微颤抖。

这不是普通的行政疏失，而是刻意、有意图的掩盖。

有人用制度把人消灭，然后用传说把真相封存。

这样的事情——如果公诸于世——会引发多大的震盪？不只是惊恐，还有法律与名誉的撕裂。

我把信和照片、布片一起放入一个小信封，藏在我的外套内侧。

然后我按澜烛说的路线，走向那个最不应该有人注意的角落——档案室的深层柜子。

澜烛已经先一步进入，门缝下透出他低沉的声音。

我靠近窗边，从阴影里看他掏出小型手电，动作迅速而熟练。

过两分钟，他回来，手里多了几张影印纸和一个小铁盒。

我找到了？

我低声问。

他点头，脸上难得露出一丝疲惫：

阮澜烛会议录音，有一段被人刻意剪掉，但我们还是找到了原始副本。还有理事会的修正附件——其中有那枚徽章的拆下记录。那铁盒里，正好是一块鏽迹斑斑的徽章壳。

我们在图书室的长桌上再次摊开一切。

录音里有一段谈话，语气冷冽，几个人的声音彼此交叠，说着"处理"、"封存"、"不留痕迹"。

在录音结尾，有一段低语，像是受命者的口吻："

这一切只要控制住传播，没有人会知道。"

听到那句，我的视野像被一层霞光刺穿。

我这就够了。

我说。语气里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决定。

祝盟把手指轻轻敲在那枚徽章壳上：

阮澜烛足够让我们把从凋像上取回一块证明，然后把她的名分放回来。

下一步需要人群与舞台。

校方已经悄悄推进拆除申请，打算在明天的校庆，把旧校舍与凋像一併清除。

这正是我们最危险也是最好的窗口：如果能在拆除前夕，把档案公开在舞台上——有记者、家长与校友在场——那麽真相就无法再被压下。

阮澜烛你会准备好面对后果吗？

这句不是问我能不能做，而是问我是否准备承担那之后一切的风暴。

我深吸一口气，将那封信与录音副本塞回夹层，然后回答：

我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你、我、还有几个会站在我们这边的人。只要我们把证据摆到台面上，真相会有它自己的重量。

那一刻，我在脑海里看见了仪式的轮廓：在凋像前把徽章拼回胸前，把丝带放在台座下，然后公开念出那个被抹去的名字。

或许那一念，会是一把钥匙；或许，那只是让人回到记忆里的一刻。

无论结果如何，我都知道：如果不把名字念出来，凋像和她都只会继续被流言与怨念困住，永远无法安息。

我们约定了联络人名单：几位不畏权势的学生会、曾在校报工作的阿明、还有一个老教师——那位之前在走廊提过半句话的清洁工，愿意作证。

最后，我们选定了校庆的前夜做最后的准备会议。

那晚，我要把手帕、徽章、原档与录音交给澜烛，然后在众目睽睽下把第一块拼图放上去。

走出图书室时，阳光已斜，教学楼投下长长的影子。

我的心像被事先绑紧的绳索，一会儿要面对一股可能撕裂一切的力量，但我也知道——若不现在做点什麽，更多的人会被迫沉默，更多的名字会被一笔抹去，永远消失在某个官方的死角。

我掏出那块带药味的布片，轻轻攥在掌心。

布边的缝线是女孩子的习惯，就像照片里她握着丝带的手。

阳光下，布片的边角映出细小的灰尘。我把它放进内袋，像是放了一个承诺。

今晚我们要集结，明晚我们要行动。

救赎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要把沉默变成声音，让真相把牢笼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