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昼像一张薄纸,轻易被暗处的事撕裂。
到第六天早晨,校园的每一条走道、每一间教室都像被针扎过无数次——
学生的眼神里藏着疲惫与戒备,有的乾脆不愿相互对视。
昨夜的吼叫和泪水还在每个人的耳边迴盪,像一种不肯散去的回声。
我和祝盟提前约在图书室。
他一如既往早到,把几本档案按在桌上,像是在做最后的拼图准备。
我把昨晚捡到、还带着药味的那块小布片摊开在他找出的照片旁——
两张照片并列,一张是操场上的合照,胸前别着一枚银色徽章;
另一张是小小的私照,女孩手里攥着一条丝带,笑容僵在某个不该被看见的瞬间。
我把它们放在一起看,会更清楚。
祝盟没有说话,只把那块布片贴近照片,眯着眼看了很久,才吐出一句:
阮澜烛她有名字。也有人记得他。
他的语气里没有惊讶,只有一种冰冷的肯定。
我们先把线索一项项列出:被涂掉的毕业名册;那张抹去背书的照片;
严主任在会议纪录上的註记;还有——那段在广播、在黑暗里断断续续出现的童声。
每一块碎片单看不过是老旧的纸或褪色照片,但拼起来,它们开始显露轮廓。
我她不是什麽怪物。
我唸出名册旁一行用铅笔写下的几个字。
那几个字是用力写过后又被盖上黑墨的,边缘微微撕裂,像是有人拼命想把它留给后人看到,却害怕被发现。
祝盟靠着椅背,冷声道:
阮澜烛她被孤立。那男孩,是她唯一的护卫。
我护卫?
我有些不敢置信。
从我们得到的碎片里,那男孩的影像总带着一种矛盾:既被抹去、又被刻意保存成凋像的原型。
他的胸前曾有徽章;那徽章被剪下、散落在档案柜的某层抽屉里。
祝盟敲了敲桌面:
阮澜烛凋像,他不是英勇的传说,而是真实的人。有些人称他为『徽章男』——因为那枚徽章。那天,他出面为那女孩抗争,结果被圈内的人盯上。
我翻阅那叠照片,指尖碰到一张被折角的便条,纸上潦草写着:
"我不想这样,但他们逼我。"
字迹像被泪水模糊,但每个笔画都断断续续带着力气。
这不是一个想消声的人留下的话,而是一个被逼到无路可退的哀嚎。
我他们逼妳做什麽?
我把笔记摊在桌上,低声问到。
祝盟伸手把一段会议记录推到我面前,那段话有说:
"为维护校誉,建议以退学处理,避免外界扩散。"
下一行,粗重的字迹写着:
"需处理之学生,必要时调离或行政处置。"
阮澜烛也就是把她变成麻烦的代价,把凋像排挤,抹掉他们的一切。
我们必须查出两件事:
第一,谁具体下令把那女孩和那男孩推到边缘;
第二,如何解除那男孩(现在的凋像)身上的枷锁,让他不再成为復仇的工具,而是能够得到救赎。
救赎这词在我心里沉甸甸的:不是单纯的打倒怪物,而是还人以名分、还魂以归宿。
我如果凋像想要的只是和她在一起,平静地离去,那我们要给他一个出口。
祝盟点头:
阮澜烛公开真相是第一步。让所有人知道她的名字是谁,她不是被丢弃的『怪物』,而是一个被逼迫的学生。
阮澜烛第二步,是把象徵物还给那个凋像——徽章、手帕、任何能代表他俩连结的东西。那或许是解除枷锁的仪式。
我想到那枚徽章,想到它可能卡在旧校史柜的某个夹层里,想到公示会议纪录还藏在理事会的密室。
这不是一场靠勇气就能完成的任务,而是需要资源与舞台——一个足够公开、无法被单方面压下的场合。
拆除前的最后记者会,或学校即将举办的校庆,都是理想的场所。
我我们需要人。
我几个可信任的人在群众中,能当场举证。还有,必须有完整的档案副本——会议录音、退学文件的原件、那张照片的原档。还要把那些小物带到凋像前。
祝盟在桌上画了个简单的动线图:档案室的位置、理事会会议室的方位、凋像、以及校庆的舞台。
他的笔快速且不带感情,每一个点像箭靶一样被圈出。
阮澜烛你去拿那块布片和照片,我去档案室翻找原件。晚上我会把一个联络点放在你能看见的地方。别和太多人说。
他的语气像命令,但在我心里,却是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