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七）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对于苏琬这样的华裔女性而言，是一个充满了无形壁垒与微妙敌意的世界。尽管她身处学术象牙塔顶端的密斯卡托尼克大学，但外界“排华法案”的阴影尚未完全散去，东方面孔在高等学府，尤其是在人文艺术这类被视为“白人传统领域”的圈子里，依然是显眼且常常被默认为“他者”的存在。文学沙龙，这种源自欧洲、在知识界盛行的精英聚会形式，对她来说，既是通往更广阔文学世界的窗口，也是一个需要步步为营的社交战场。

在塞勒姆教授的引荐和埃迪森师兄的陪伴下，苏琬在短短三个月内，得以涉足阿卡姆、波士顿乃至纽约的多个私人文学沙龙。这些沙龙通常设在教授古雅的宅邸、艺术家宽敞的工作室，或是某个赞助人奢华的书房里。空气中弥漫着雪茄的烟雾、咖啡的醇香、女士们身上昂贵的香水味，以及一种属于知识精英圈的、自信而排外的独特气息。

塞勒姆教授，这位波德莱尔的信徒，以其渊博的学识、风趣的谈吐和不容置疑的学术地位，在这些场合中游刃有余。他显然有意提携自己这位天赋异禀的学生，总会寻找机会将她引入谈话的中心。

“允许我向大家介绍，这位是苏琬，我门下最具灵性的年轻作家，”塞勒姆教授会这样向那些好奇或审视的目光介绍她，“她对符号和意象的把握，有着超越年龄的深邃与精准。”

苏琬心中充满了对导师的感激。她清楚地知道，没有塞勒姆教授这面旗帜，她连这些沙龙的门槛都难以触及。他的认可，是一张无形的通行证，迫使那些可能心存偏见的人，至少表面上给予她基本的尊重和倾听的机会。她珍惜每一次被介绍的时刻，努力挺直脊背，维持着符合场合的、得体而略带疏离的微笑，内心却如同绷紧的弦。

而埃迪森·穆勒，她的师兄，则是她在这个陌生战场上的另一重保障。他那典型的、无可挑剔的欧系面庞——金发，灰蓝色眼眸，挺拔的身姿——以及他德法混血、成长于纽约的背景，让他天然地融入了这些圈子，几乎感受不到任何阻力。他谈吐优雅，见识广博，总能巧妙地接住话题，或在苏琬偶尔因文化差异或微妙歧视而陷入短暂沉默时，不着痕迹地将话题引开，或为她的话做一番更符合“主流”理解的补充。

看着埃迪森如鱼得水的样子，苏琬的感激中，不免掺杂着一丝复杂的、关于自身处境的清醒认知。 她深知，自己与师兄的不同。她是华人，是女性，她的父母，虽然在唐人街算是体面的知识分子——父亲是牙医，母亲经营画廊——但放在这充斥着世家子弟、学术名流和资本新贵的沙龙里，这点背景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与“权势”二字几乎毫无关联。她那张继承自母亲的、在东方面孔中堪称绝色的容颜，在这样的环境下，若非有塞勒姆教授和埃迪森如同骑士般的护佑，非但不是优势，反而可能引来轻浮的觊觎或恶意的揣测，成为灾难的导火索。

她敏锐地捕捉到那些投向她的目光中，除了好奇与欣赏，偶尔也会闪过不易察觉的轻蔑、怀疑，或是一种将她视为“异域风情”点缀物的审视。有些自以为开明的绅士，会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询问她“古老东方的神秘智慧”；有些女士则可能在她展示出对西方经典文学的熟悉时，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惊讶。

每一次，她都强迫自己压下心头翻涌的不适与一丝屈辱，用理智告诉自己：“跟着导师混个脸熟没坏处。”这是她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她在这个对她并不友善的世界里，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的必要过程。她需要这些 关系，需要让她的名字和作品被更多人看到，需要打破那层坚硬的、由种族和性别构筑的天花板。

在与沙龙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周旋时，她的思绪偶尔会飘远，内心充满了对远方父母的担忧。 父亲在纽伯里街的牙科诊所，是否又因为他的华人身份而遇到了一些隐形的阻碍？母亲的艺术画廊，在如今经济依旧不景气的大环境下，经营是否顺利？他们倾尽所有，为她提供了所能给予的最好支持，让她得以在密斯卡托尼克这样的地方追寻看似不切实际的梦想。她不能失败，她必须在这里站稳脚跟，不仅为了自己，也为了不辜负父母的期望与牺牲。

这种深植于心的责任感，与她在沙龙中感受到的孤立感交织在一起，让她格外努力。她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一切——不同的文学观点，批评与赞扬，甚至是那些隐藏在礼貌下的机锋与陷阱。她仔细观察每个人的言谈举止，学习着属于这个圈子的“语言”和规则，像一个最用功的学生，只不过学习的科目是“如何在边缘生存并突围”。

有时，在沙龙间隙，她会独自端着一杯几乎未动的雪利酒，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窗外花园里那些谈笑风生的身影，内心会涌起一股巨大的疏离感。这个世界如此近，又如此远。她凭借天赋和师长的庇护得以窥见一隅，但其核心，似乎依然对她紧闭。

这时，埃迪森往往会恰到好处地来到她身边，递给她一小碟精致的点心，用他那种特有的、令人放松的语气聊起某个刚刚听到的、关于某位作家的小八卦，或者对她刚才某句机智的回应表示赞赏。他的存在，像一道温暖的屏障，暂时隔绝了外界的寒意。

而塞勒姆教授，则会在她某次就某个文学象征发表了独特见解后，投来赞许的一瞥，那眼神仿佛在说：“看，你属于这里。”

正是这些瞬间，支撑着苏琬，让她在一次次的沙龙历练中，逐渐褪去最初的青涩与不安，变得更加沉稳、内敛，也更加善于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观察力。她开始不再仅仅是一个被介绍、被审视的“他者”，而是慢慢能够主动发起话题，引导讨论，甚至在某些关于象征主义或超自然元素的讨论中，凭借她那些“非常规”的灵感，展现出令人侧目的洞察力。

这三个月密集的沙龙经历，对苏琬而言，是一场严酷而必要的成人礼。它让她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个世界运行的潜规则，体会到了身为华裔女性在学术与社交圈中面临的双重困境，也让她更加感激塞勒姆教授与埃迪森师兄毫无保留的提携与保护。这份感激，混合着对自身处境的清醒、对父母的担忧，以及一种不屈的、想要凭借自身实力赢得真正认可的倔强，共同塑造着她，让她在文学的道路上，以及在那条更加隐秘、危险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也更加谨慎。她知道，脸熟只是第一步，真正的尊重，必须靠无可争议的作品和实力来换取。而这条路，注定漫长且布满荆棘。

在密斯卡托尼克大学这片时而阴郁、时而狂躁的知识之海中，埃迪森·穆勒的存在，对苏琬而言，如同一座稳定而温暖的灯塔。他比她年长两岁，不仅在学业上是她的师兄，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她在这个复杂环境中重要的精神锚点之一。

他们有过许多次惬意的闲聊，通常是在塞勒姆教授书房外那条布满爬山虎的回廊下，或是在镇上一家他们常去的、放着轻柔爵士乐的咖啡馆角落里。正是在这些交谈中，苏琬逐渐了解了埃迪森的背景。

他的家族并非寻常的移民。用他的话说，他们本是德意志的贵族阶层，因为其家族旗帜鲜明地反对德皇政府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疯狂行径，在国内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甚至生存威胁，不得已才踏上了流亡之路，最终选择在美国定居。战争的创伤和流亡的艰辛耗尽了他们大部分的财富与荣光，但刻在骨子里的教养与底蕴并未消失。他与留在德国的亲故，如今也只剩下些微弱的书信往来，昔日的繁华与纠葛，都已化作了泛黄信纸上的淡淡墨痕。

“所以，我虽然算是移民二代，但感谢祖辈的积累，倒也不曾体会过真正的贫瘠。”埃迪森说这话时，语气平和，没有炫耀，也没有怨怼，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客观事实。他优雅地搅拌着咖啡，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在他那头梳理得一丝不苟的金发上跳跃。

苏琬静静地听着，她能感受到这份平静叙述背后，可能隐藏着的家族巨变与乡愁，但他从不沉溺于此。他的性格，如他所说，更像他那出身法兰西书香门第的母亲——温柔、知性、富有同理心，对艺术和文学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在他身上，苏琬几乎找不到一般男性身上那种或明显或隐蔽的、基于性别或种族的无意识傲慢。他不会打断她的话，不会轻视她的观点，更不会将她的成就归因于她的外貌或“异域风情”。他看待她，首先是作为一个平等的、有价值的思想个体。

这份尊重，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尤其是对一位华裔女性而言，是何其珍贵。

三十年代的美国，尽管在知识界标榜着开放与进步，但种族与性别的隐形天花板依然无处不在。苏琬在日常生活中，早已习惯了各种或明或暗的审视与贬低。而在埃迪森这里，她可以放松地谈论波德莱尔的诗歌，探讨歌德《浮士德》中的哲学困境，甚至偶尔提及某些古籍中令人不安的符号，而无需担心被误解、被嘲笑或被贴上“歇斯底里”或“装神弄鬼”的标签。

因此，苏琬对埃迪森的好感，与她对塞勒姆教授的感情一样，是清晰而明确的：那是对引路人的深切感激，是对志同道合的同行者的由衷欣喜。塞勒姆教授以他的学识和地位为她开辟道路，指引方向；而埃迪森，则以他的陪伴、理解和支持，让她在这条时而孤独、时而险象环生的道路上，感受到了同伴的温暖与力量。这是一种超越了性别、纯粹建立在智力交流与精神共鸣基础上的情谊。

然而，总有一些人，习惯于用自己贫瘠的想象和庸俗的标尺去度量世间一切关系。不知从何时起，一些关于她与埃迪森之间存在“桃色暧昧”的流言，如同潮湿墙角滋生的霉菌，开始在校园的某些角落里悄然蔓延。

苏琬并非直接听到这些闲言碎语——或许是因为她华裔的身份自带了一层隔膜，或许是因为塞勒姆教授无形的庇护，也或许是因为埃迪森本身温和却不容轻侮的气质，让那些长舌者不敢轻易在她面前放肆。但她能从一些细微之处察觉到——某些投向她和埃迪森一同出现时的、带着探究与暧昧意味的目光；某些在她独自一人时，旁人对埃迪森近况看似随意、实则刻意的打听；甚至有一次，一位并不相熟的女同学半开玩笑地对她说：“埃迪森学长对你可真是不一样的耐心呢。”

每一次，苏琬内心都会涌起一股强烈而冰冷的厌烦。

她厌烦这些蠢货那狭隘的脑回路，仿佛一个男性与一个女性之间，除了男女之情，就不可能存在任何其他形式的美好连接。他们无法理解思想碰撞的火花，无法欣赏纯粹同伴的支持，只能用他们那套充满脂粉气和欲望的模板，去套用一切他们无法理解的关系。

她更厌烦这些流言蜚语本身。它们轻飘飘的，却像无形的丝线，试图捆绑和玷污她与埃迪森之间那份干净、让她珍视的情谊。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亵渎。她不屑于去解释，去辩白，因为那只会让传播者更加兴奋，仿佛抓住了什么了不得的把柄。她只能用更加冷淡、更加疏离的态度，去回应那些试探的目光，用沉默作为最有力的反击。

在内心深处，她甚至感到一种荒谬的可悲。在这个充斥着非人知识、时空奥秘乃至恐怖存在的校园里，在这些自诩为精英的人群中，最具有“生命力”和传播力的，竟然还是这种最低级、最毫无新意的男女绯闻。

唯一让她感到庆幸的是，据她所知，埃迪森的情感经历“一片空白”。

这不是她刻意打听来的，而是从塞勒姆教授偶尔的调侃和埃迪森自己对此话题的坦然回避中得出的结论。这让她大大松了口气。因为这意味着，至少在她这一边，无需担心会因为这种无聊的流言，而陷入什么尴尬的、难以处理的情感纠葛之中。埃迪森的“空白”，像一块干净的画布，让他们之间的交往可以继续保持纯粹，不受任何暧昧不清的因素干扰。她无法想象，如果埃迪森对她真存有超出友谊的心思，或者他本身是个情史丰富、善于周旋的人，那么面对这些流言，他们的关系将会变得何等复杂和难堪。

所以，她将这份对蠢货和流言的厌烦深深埋藏在心底，继续与埃迪森维持着那种令人舒适的、介于同门与知己之间的关系。他们依旧一起讨论文学，一起参加沙龙，一起在塞勒姆教授的书房里度过许多个充实的下午。外在的噪音，无法改变他们内在的共鸣。

只是，偶尔当那些探究的目光过于明显时，苏琬会不着痕迹地拉开一点与埃迪森物理上的距离，或者将话题更加集中在纯粹的学术讨论上。这是一种无声的宣告，也是一种必要的自我保护。她珍惜这份情谊，所以更要小心翼翼地，不让它被外界的污泥所沾染。在这片光怪陆离的大学里，一份纯净的、相互理解的支持，比任何东西都来得珍贵。她绝不会允许那些愚蠢的流言蜚语，破坏掉她生活中这难得的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