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喜今宴。
他们说，医生的手最稳，握得住手术刀，也能接住从手术台掉下来的棉球。可我总觉得，我的手是抖的。
第一次抖，是七年前洪水漫进医院走廊时。美鹿析把救生圈塞给暖若蓁，自己被浪头卷走前，冲我喊“别等我”。我游了很久，呛了满嘴的泥水，摸到的只有她漂在水面的画具盒，里面的樱花钢笔摔断了笔尖。
第二次抖，是五年前林知知举着相机，蹲在雨巷里拍青苔。她说“喜今宴你看，这光斑像不像你处方笺上的墨迹”，我想伸手摸摸她的头发，手却悬在半空，落不下去。那天她穿浅粉色的连衣裙，裙摆沾着泥点，像幅被雨打湿的画。
后来我总在抖。在手术台上缝合伤口时，在咖啡馆看到空着的靠窗位时，在深夜翻到铁皮盒里那些车票时。沸憬舟骂我“懦夫”，说我连承认心动的勇气都没有。他不懂，有些手抖不是怕，是怕得太厉害——怕对不起美鹿析的七年，怕辜负林知知的五年，更怕自己这双手，既救不了人，又握不住想要的。
画室的暖光落在美鹿析的侧脸上时，我才明白她为什么总爱画海。灰蓝色的海，浪头卷着沙，像她藏在画笔后的委屈。她说“我等的是七年前的你”，我盯着她沾着颜料的指尖，忽然想起洪水前，她也是这样握着我的手，教我用解剖刀划开标本的皮肤，“喜今宴你看，里面的血管像不像海边的支流？”
那时的海是蓝的，她的笑是亮的，我的手还不抖。
林知知的画廊里，《未寄出的地址》那幅画总让我不敢久站。青石板上的两个影子隔得太远，穿白大褂的那个总在回头，举相机的那个却一直往前走。店员说“林小姐等一个人来认领”，我摸了摸口袋里那张写着“海边小城”的车票，指腹把纸边磨得起了毛。
我终究没敢认领。有些地址，写在纸上是念想，真要踏上去，就成了打扰。
美鹿析的最后一幅画挂在诊室时，阳光好的下午，画里的医院走廊会映出暖黄的光。她把林知知画在远处的画架旁，举着相机，笑得眼睛弯成月牙。我知道她想说什么——我们三个，从来都不是选择题，是被时光错开的三页诗，各有各的韵脚。
林知知结婚那天，我在手术台上站了十小时。缝合最后一针时，护士说“喜医生你的手不抖了”。我低头看，白大褂袖口沾着点碘伏，像朵褪色的樱花。原来有些放下，不是说出口的“再见”，是终于敢承认：她们都走向了光，而我该守着我的白大褂，在这条雨巷里，替她们看看每年的樱花。
现在我总在雨巷喂那只叫“橘胖”的猫。它总蹭我的裤腿，像林知知以前蹭我胳膊那样，带着点耍赖的黏人。咖啡馆老板娘说“喜医生你现在笑得比以前多了”，我摸了摸口袋里那支修好的樱花钢笔，笔帽上的划痕还在，像美鹿析当年刻下的暗号。
偶尔会收到林知知的明信片，有时是她画的油菜花田，有时是婴儿的小脚印。她从不写落款，我却认得她的字迹，和速写本上那些“等你画完这一笔”的小字，一模一样。
美鹿析的画展在巴黎开展时，我托人送去了那幅未完成的《未完成的三人》。策展人回信说“来看展的人都在哭”，我想，她大概在画里藏了太多我们不知道的温柔——比如让穿白大褂的身影，终于敢朝着光的方向，走了一小步。
雨巷的樱花又开了。我蹲在老槐树下，看花瓣落在青石板上，像谁撒了把碎糖。橘胖趴在我脚边打盹，白大褂的口袋里，钢笔硌得掌心有点痒。
原来这双手，早就不抖了。能稳稳地握住手术刀，能接住飘落的樱花，也能坦然地翻开那本写满遗憾的书——书里的三个人，一个在画里笑，一个在远方闹，一个在雨巷里，把没说出口的“抱歉”，都酿成了春天的味道。
挺好的。我想。
至少，我们都在各自的故事里，活成了不让彼此失望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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