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贞元年间,广州港的码头日渐热闹。来自波斯、大食的海舶挤满港湾,船上卸下的香料、象牙与织物,转眼便被商人抢购一空。有个叫林默的女子,常守在码头的灯塔下,帮往来的外商翻译,还将自己抄录的《西域记》与《东方记》合订本借给他们看——书的封面上,她用朱砂画了朵小小的草纹,说是“认亲的记号”。
一日,一艘波斯海舶刚靠岸,船长曼苏尔就捧着块刻有狮子纹的木牌来找林默。“我父亲说,见到画着草纹的人,就把这个交给她。”曼苏尔的汉语带着生涩,却格外认真,“他年轻时去过洛阳,见过城墙上的纹样,还说东方有个叫柳毅的书生,是咱们的朋友。”
林默接过木牌,见上面的狮子纹与自己书里的拓片一模一样,眼眶顿时热了。她领着曼苏尔去码头旁的茶馆,翻出合订本里柳毅与传教士的故事:“你看,柳先生当年在天津桥写的故事,如今都传到海边了。”曼苏尔凑过来,指着书里的波斯文,用母语轻声念起来,茶馆里的风,仿佛都跟着慢了下来,像是在认真听这跨越山海的对话。
后来,曼苏尔每次来广州,都会给林默带来波斯的新羊皮卷,上面记录着波斯商人在东方的见闻。林默则把这些故事抄在合订本里,还在码头的灯塔上画了玄鸟与狮子的纹样——玄鸟朝着大海的方向展翅,狮子趴在草叶旁,像是在迎接远方的客人。每当夜幕降临,灯塔的光映着纹样,海舶上的商人远远望见,就知道:“到东方的家了。”